多萝西娅和梅奥书信频繁，这些书信剖析了艰巨的社会问题，显现出了他们共同的智力生活的某些方面。有一次，多萝西娅写信问他如何看待婚外性关系的道德问题，为了克服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必然出现的男人匮乏问题。是否应该谅解一夫多妻的做法。他认为，如果性关系秩序井然，而不是随意乱来，就不一定会危及社会道德，但是，就他所知，如果“被我们从礼节上所忽视的疯狂的男女乱交继续下去的话”，则家庭就会失去根基。因为他预计，在战争结束后，严重的男女比例失衡将接踵而至，男人将太少，就像古希腊的斯巴达那样。“男女乱交就其趋势来看绝对是反社会的，会造成社会的分裂和瓦解”。梅奥对亚里士多德关于斯巴达的著述进行了研究，他推断“完全井然有序的性关系会使社会松弛有度，男女乱交则扰乱秩序，而且众所周知，男女乱交是不会促进人口增长的”。倘若男人在女人怀孕期间站在女人身边，在孩子幼年期、青春期及以后赡养他们的女人和孩子，那么就应该允许男人养育后代；假如整个国家的无配偶妇女生育了不知父亲是谁的孩子，那么国家是不可能维持性关系制度和幼儿制度的。“结果是，”他写道，“性的无政府状态紧随而至，社会将分崩离析”，其严重性就像进行了一场革命。如果对男性的不足有什么要做的话，那么“也要由有智力有手段的人谨慎地去做，而且要隐藏行事。除非婚姻符合一夫一妻制的先决条件，否则国家就不能把婚姻认可为一个合法的结合”（斜体字是梅奥加上的）。
梅奥给多萝西娅的信既暴露了其感情生活的组织，也反映了他本人的情况。刚开始到布里斯班的时候，他既没有家也没有知己，深感孤独寂寞；为了帮助自己度过周期性发生的悲伤期，他努力地工作。在他与多萝西娅短短的订婚期，他之所以度过了与她的分别，因为他奋力排除了在他们决定结婚时所面临的疑虑，让自己的头脑沉湎于想像中的安排，对她和他们的未来加以理想化。他在1915—1918年间给她的信中体现得更为全面。孤身一人的时候，梅奥会意气消沉，自尊心受挫。“我就像一颗从底座上扯下的廉价宝石，整体拥有某种价值，但是作为这个美妙整体的一部分，廉价宝石却孤独得像一件既不美丽又无价值的东西”。她不在身边，就像他一生的工作失去了一部分甚至一半，她的温柔的批评是他不偏离正道所必需的。
他用了若干办法来克服自己的悲伤和自卑。多年以后，在一个孤独寂寞的圣诞节前夕，他回忆道：“多年以前，当我走向位于布里斯班的昆士兰大学时，我通常在我们居住的蒙彼利埃旅馆下方的小公园里坐下；有许多个早晨，我都感到了忧郁或者‘疲乏’在肆虐，而且我会追根溯源——这常常是件傻事，就好像我对自己的能力或前景或外观作出的个人反省。我通常会追踪到那件激起了全部忧郁的蠢事，然后一笑了之。”
藐视忧郁的表面原因并一笑了之并不是梅奥所使用的唯一方法。有时候情绪会转变，挑衅式地对他人吹毛求疵，并把这种情绪发泄到另外一个人身上，例如极度疲劳的同事，说胡话的就餐同伴，或者犹太人（由于残存的学生偏见）。然而，接下来会感到一阵怜悯性的刺痛，感到道德上的焦虑，以及会像孩子似地感到受到报应的恐惧。有一次，他坐火车前往布里斯班，在漫长炎热的旅程中，梅奥感到“被同行乘客的平凡庸俗弄得厌烦透顶……他们与坐船乘客有天壤之别——我断定；最近我有点太吹毛求疵了，于是决定作出调整，尽可能让自己喜欢他们。你瞧，今天早上，连火车上一个与我同处一隔间的犹太人看起来也像是一个正派得体的公民”。几天以后，在大学里，这种情绪再次占了上风，梅奥写道：“我对自己的一些举动颇感不满，例如，我在学院会议上大骂可怜的普里斯特利（Priestly）——星期五做出了许多这样的举动，但愿没有做得太过火。”
为了对自我反感加以驾驭，梅奥常常需要其他靶子。多年以来，数学教授普里斯特利就很好地充当了这样的靶子。梅奥总是觉得他在组织事务上惹人生气，认为他自私自利，是一个脾气暴躁的老母鸡，最让人讨厌的人，这种人把精力花在小题大做上（他的网球打得也很糟糕）。但是，为了使自己的感情生活完满，梅奥需要一个知心朋友。友谊对梅奥至关重要；当阐释威廉·詹姆斯关于“我”的观念、朋友对个人人格会做出什么贡献的时候，梅奥宣称：“失去朋友就好比从自己身上割下了一大块肉。”约翰·米奇为梅奥扮演了这种角色，同时他也需要梅奥这个朋友。米奇对女性很腼腆，当他们同为单身汉的时候，他在这方面得到了梅奥的帮助——梅奥总是在身边陪伴他。1918年，当时大学正在重组，梅奥写道：“米奇和我又恢复了老朋友关系——我想，因为众人皆知，普里斯特利无力解决某些问题，肯定是这一点才驱使米奇回来向我求助的。”
1914年7月，梅奥遇到人类学家布马林诺夫斯基，两人之间的友谊对梅奥帮助最大。马林诺夫斯基学过数学和物理学，后来转向人类学，研究澳大利亚土著家庭，他到澳大利亚向英国科学促进会（B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