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尔顿到达南澳大利亚的时间是2月份。当时，海伦在印度，赫伯特在墨尔本学习法律，只有16岁的佩内洛普和14岁的约翰仍在家里。与在外漂泊的哥哥重逢让他们欣喜万分，哥哥给他们讲述异国冒险故事，对他们的功课提供实用的指导。
海蒂和乔治同埃尔顿建立了亲密而快乐的关系，而且在他回家的几周之内，为他在谢灵顿公司（J．H．Sherrington&Co．）获得了合伙人资格。该公司是家印刷公司，由乔治·雅各布斯（GeorgeW．Jacobs）打理，位于阿德莱德市莱特大街的比克福德大楼。工人大学的经历帮助他应付了若干管理难题，但是他从未完全适应常规办公时间和其他日常事务。这项工作他只坚持到了1910年。
埃尔顿虽然受到家人的欢迎，但在家庭之外却并非如此。他回忆说：“当我从英国回到澳大利亚的时候……每个人要么轻蔑地指指点点，要么对我不理不睬。”他之所以受到大家的排斥，有两个原因：一是他曾在医学上失败过两次，这是了解他的人难以轻易忘怀的。二是他进人了商界，其社会地位远在祖父和妹妹的职业之下。更糟糕的是，他变得让人困惑：一方面，他那较低的社会地位与其家庭可敬的背景不相适应；另一方面，在与他人的交往方面他却拥有精明的头脑和非凡的技巧，这是海伦赏识并钦佩的。此外，他是一个爱出风头的人。1905年，他在波特以利特镇（PortElliot）的一家宾馆里扮演一名服务生，作了一番即兴表演，在没有手稿的情况下他让观众们兴致高昂。简而言之，埃尔顿的才智和魅力得到了大家的公认，但是他的社会地位却部分地把他摒弃于他的家庭一度所享有的社会状况之外。
对于大家的冷落，埃尔顿有时候感到沮丧，有时又会被同事激怒。不过尽管如此，他却开始写笔记，设法使自己振作起来。他创作轻佻的对白和诙谐的韵文来抒发自己的情感，视自己为“被放逐的阿格洛斯提克（Agnostic，不可知论者。——译者）”，一个不时爱上“秀丽的帕特丽夏”——一位拥有较高社会地位的年轻妇女——的可怜的人。
我们都知道，被放逐的阿格洛斯提克和秀丽的帕特丽夏之间横亘着一道鸿沟。严格说来，被放逐的阿格洛斯提克是一个波西米亚人。在较高的社会地位之下，格调高雅的妇女“抑制了惯常的幻想”，沉湎于把双脚搁在身边的壁炉架上喝香槟酒。但是，秀丽的帕特丽夏决不会这样做，因为她猜想被放逐的阿格洛斯提克会因反感而不辞而别。她宁愿保留自己的幻想，享用俄国茶，厌恶“谎言——即使出自主教之口”。对于这种荒诞的念头，他回答道：
偶然性地处身于这个世界……与社会性地处身于这个世界相比，仍是一种快乐相当多的情形。满足于转瞬即逝的快乐，无疑是一种罪过，但是，与故意怠慢隔壁邻居这个单一目的而活着相比，它无疑更加情有可原。我丝毫不是享乐主义者，即使在利他的意义上也是如此。（至于出自主教之口的谎言）……我也厌恶天使那吱嘎作响的双翅。没有什么比一些“社会领导人”的完全自满更强烈地恼怒我了。这些领导人刚刚在私生活中经历不快之后，他们的贴身牧师却使他们确信，他们正处于天国之中。
在给秀丽的帕特丽夏的一首爱情诗中，被放逐的阿格洛斯提克再次对虚假的社会差别口诛笔伐。这个可怜的家伙想要送给她一张便条，却“惊恐于上流社会”而却步。为什么？因为他自己的社会等级太卑微了，但他“决不是一个社会主义者”。他决意：
我要克服我们地位中的差距，
帮帮我吧，命运女神！
我固然呼吸都没了，
但还是雄心万丈。
对于那些蔑视或漠视他的人，埃尔顿有时候积极地运用自己的智慧来回应他们的伪善，不论这种伪善是真实的还是猜想的。在一次社会集会中，他问人们对一本新书《毁灭》（Perdition）的看法，有些人赞成，有些人则谴责。可是，最近却并没有出版过这本书。这种报复方式无疑很甜蜜，但它却又是文明的，因为就像他笔记本里的内容一样，它是秘密的，一个人都不会受到伤害。赫伯特了解这个伎俩，埃尔顿使赫伯特确信，这不是孩子气的恶作剧，而是新道德观的建立：不要被误导到谈论图书上。
到1906年，埃尔顿和乔治·雅各布斯在公司的印刷、平版印刷、图书装订、文具盒、制作橡皮图章等经营事务中分享董事职位。1907年，雅各布斯退出公司，霍勒斯·玛姆（HoraceG．Mumme）和谢林（E．Sherring）加入进来。然而，经商不是埃尔顿的专长；相反，在威廉·米切尔（WilliamMitchell）教授的影响下，他开始从事基础理论研究。
米切尔是苏格兰人，出生于1861年，曾在爱丁堡大学和伦敦大学担任道德哲学讲师，33岁时，他接受阿德莱德大学的休斯哲学教席（HughesChair0fPhilosophy）职位，在这里他最终成就了哲学家之王的地位。令人难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