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在各殖民地结成联盟而澳大利亚联邦宣布成立的时候离开南澳大利亚的。1904年4月，政党联盟解体后，澳大利亚工党（AustralianLabourPalty，ALP）获得了足够的支持组建了联邦政府。埃尔顿在《帕尔·麦尔新闻》上发表了一篇关于澳大利亚政治危机的早期文章，把英国人的注意力吸引到了澳大利亚工党成功执政以后澳大利亚所处的“严重状态”、“对宪法的威胁”以及“极度焦虑”上。他谴责该党给这个新成立的国家带来了沉重的财政负担，没有促进人们在城市周边定居。为了证明这种情形，他指向了养老金、乡村定居和《移民法》。澳大利亚工党的政策只有利于一个阶级。领导人是不称职的，他们提议的“白人澳大利亚国”的计划将会限制有色人种的劳工向澳大利亚移民，因而人为地抬高工资水平；他们制定的特别土地税使政府拥有对所有财产的全部支配权，他们引进的由国家控制产业的计划将“压垮私人商业企业”。在这里，埃尔顿论证了一个要点，这个要点被他再现于他的政论作品和他的教育观点中。“无知者有可能被有智力的人士所领导：受教育不足的人，特别是当一个多数党拥有政权的全部控制权的时候，将显著危及该共同体的社会福利”。
埃尔顿之所以攻击社会主义，不在于他反对这种意识形态，而是由于在澳大利亚，“工党政客和树桩演说家”不正当地处理了社会主义，他们强调自私和阶级猜忌，而且通过对乌合之众的无知的愚弄，计划把“先进人士”拉低到“……普通大众的水平”。他对重新分配财富会带来社会稳定的观点冷嘲热讽；对他来说，这种观点根本是不公平的。而且，如果迅速贯彻落实的话，将会导致无政府状态和内战。他写道：“游手好闲者和挥霍无度者都将沉沦，而天生勤奋和节俭之士的地位肯定上升。”他提倡通过教育而不是立法促进社会进步。起初，对澳大利亚工党政客的这种指责也被他指向了昏昏欲睡的“殖民地上层社会”，他警告说，这些人不久将会“由于希望幻灭而突然惊醒，并将后悔莫及”。埃尔顿的政治观点再清晰不过了，他更喜欢“一个具有高度道德的社会主义”，这种社会主义是从“一个更高尚的阶级为了提升不那么文明的同胞的道德和智力水平而自愿牺牲某些好处”中发展起来的。
九年以后，在结婚前夕，埃尔顿在翻箱倒柜整理文件的时候找到了一篇分析澳大利亚1904年政治危机的副本。他曾考虑把它送给未婚妻，因为文章的风格有趣，但他惊骇于文章的不中肯和不诚实，所以付之一炬了。
埃尔顿的文章引起了一个澳大利亚人的注意。这个澳大利亚人当时正在伦敦，他以“P．N．R．”的署名写了一篇答复，五天之后刊登在头版的同一位置。P．N．R．声称，首先，乡村定居和养老金计划并不是联邦计划，前者是由保守党而不是社会主义执政党提出的，后者得到了两党的支持，并不是一个引起分裂的问题。其次，执政党并没有尝试限制“合格人士”移民澳洲，而且，大多数国会议员——不仅仅是工党党员——支持“建立白人大陆”的政策，并且赞成“合格人士”的定义。P．N．R．还进一步声称，内陆沙漠不适合经济发展是共识，而且因为滨海可耕种土地被少数有钱人控制了，因此，年轻的农民被迫在城市寻找工作，因而抬高了城市的失业水平。累进税是重新分配土地和缓解经济恶化最恰当的方法，它并不会变成像埃尔顿所预言的单一税。P．N．R．拒绝谈论埃尔顿关于社会主义的观点，但是他从澳大利亚经济问题的根源方面对这些观点进行了反击。他断言，这些经济问题是1893年金融崩溃所造成的，而不是由澳大利亚工党的近期执政实践所导致的。
P．N．R．的反驳十天之后，维多利亚州前总理、保守党人欧文（w．HIIrvine）抵达提尔堡。欧文在国内的时候因为把自己的政府从一场铁路工人大罢工中解救出来因而备受赞扬；在回答记者关于澳大利亚政治危机的提问时，他也否认埃尔顿的说法。他声称，全体澳大利亚人包括工党党员在内，都希望增加外来移民。接着，他这样安慰英国投资者，澳大利亚工党完全约束了不负责任的异议分子，该党的社会主义立法决不会危及商业成长，因为保护投资者的财产的是各州而不是联邦。
当埃尔顿获悉海伦计划远赴爱丁堡探望海蒂的老家和好友时，虽然自己的作品出版了让他很欣喜，但海伦的出行还是让他很忧心。在海伦启程之前不久埃尔顿过去看望过她。他看起来脸色苍白，抱怨臭虫让他睡不着觉，讲述稿件被退回如何让自己泄气。他诉说着丧失写作能力的不幸以及从事新闻工作的失败经历，还有阿德莱德来宾的偶尔拜访所激起的思乡之苦。对此，她只是倾听，不予置评。“我们必须亲自解决这些问题”，她写信告诉父母，她并不想处理弟弟的事情，只是建议他开始户外锻炼，并且吃点滋补品。
埃尔顿对英国唐兄妹们的麻木不仁大大疏远了他们之间的感情，以至于埃尔顿被视为一个永远给人带来不快乐的人。他不受人欢迎，除非受到特殊的邀请。只有堂妹雪莉（Chefi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