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主义的系统理论，过去谁也没有讲过，都是毛泽东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对中国革命的具体问题，包括当时的国情、革命的任务、革命的对象、革命的力量、革命的策略等进行具体分析，得出的结论，说出的新话。我们今天学习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理论，除了学习理论思想本身而外，还必须学习毛泽东的这种理论创新勇气和理论创新方法。
关于理论如何联系实际，毛泽东打过一个精彩的比方，他说：“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怎样互相联系呢？拿一句通俗的话来讲，就是有的放矢。‘矢’就是箭，‘的’就是靶，放箭要对准靶。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关系，就是箭和靶的关系。”毛泽东不但这样说了，而且这样做了，是我们最光辉的榜样。
三、与各种错误观点的斗争是必不可少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必须在实践中修正错误、发展真理
任何正确的思想理论观点，都是相比较而存在，相斗争而发展的。毛泽东新民主主义理论的形成也正是如此。关于中国革命的方法步骤问题，早在中共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就提出了“一次革命论”，其要害是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俄国革命的模式拿来生搬硬套；后来又出现了陈独秀的“二次革命论”，其实质是放弃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对革命的领导权。按照这些“左”的或右的主张行事的结果，都是造成了革命的挫折和失败，诸如离散革命队伍、失去群众拥护、损失武装力量、丧失革命根据地，等等。毛泽东的高明之处，就在于他善于从实际出发，认真总结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提出“两步走”的正确策略，把中国革命从挫折和失败中引向胜利。没有别人的失败，可能也没有毛泽东的成功。但是，没有毛泽东式的英明，这种正确的思想和成功的革命也同样不会出现。
毛泽东为什么能比别人高明，关键在于他尊重社会实践的辩证唯物主义立场和态度。他在《实践论》中这样写道：“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只有人们的社会实践，才是人们对于外界认识的真理性的标准。……人们要想得到工作的胜利即得到预想的结果，一定要使自己的思想合于客观外界的规律性，如果不合，就会在实践中失败。人们经过失败之后，也就从失败取得教训，改正自己的思想使之适合于外界的规律性，人们就能变失败为胜利，所谓‘失败者成功之母’，‘吃一堑长一智’，就是这个道理”。毛泽东作为一位哲学巨匠，深知实践具有直接现实性的品格，在他的一生中从来不信邪、不怕压、不盲从，而牢牢尊重实践，尊重群众，既留下许多佳话，也给我们留下了深深地思考。
四、环境条件的变化是不可忽视的。正确的态度是要做到思想与时俱进。工作与时俱新
新民主主义理论属于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的宝库；科学理论的产生与形成离不开科学的态度。我们应该想这样一个问题：早在中国革命初期，即毛泽东新民主主义理论创立的年代，中国共产党还刚刚建立，对马克思主义还刚刚接触，对中国革命问题的研究还刚刚开始，但这样一套正确的理论诞生了，而且发展了，成熟了，成为指导中国革命从胜利走向胜利的法宝。而到了中国共产党逐步走向成熟的时候，对马克思主义研究比较深入的时候，革命和建设经验逐步丰富起来的时候，特别是在取得和巩固政权之后，毛泽东却反而变得容易犯错误了。动辄提出错误的主张，导致严重的后果。诸如：过渡时期急于求成的错误，反右扩大化的错误，大跃进、人民公社的“左”倾主义错误，以至于发生了文化大革命全局性十年内乱的历史悲剧。究其原因，这是相当复杂的问题，很难有人做出全面、准确的回答。但就一般而言，形势、任务变了，环境、条件变了，人们的思想认识就得跟着变，否则就势必出现这样的问题。
对此现象进行分析，我们可以得到这样几点认识：一是革命胜利助长了骄傲松懈情绪。战争年代，外敌的强大压力使我们党和军队的领导人不得不始终保持政治上的高度警醒，谁是朋友，谁是敌人，来不得半点马虎，稍有不慎和失误，就要酿成流血牺牲；而到了取得政权以后，这种战争环境下的特殊压力不存在了，考虑问题的随意性就显然多了，本来要长期团结和依靠的民族资产阶级被抛弃了，甚至连中国革命的主力军——农民的利益有时也顾忌不够了。二是民主集中制的根本制度坚持不好。战争环境使人与人之间容易保持同甘苦共患难的真实情谊，民主集中制能够得到较好贯彻，领导者出现偏差容易得到纠正；而到了1949年建国以后，领导与群众的距离就拉大了，上级和下级的层次也分明了，特别是领袖人物与其他人说话的份量大不一样了，加之一伙别有用心的阴谋家制造个人崇拜，毛泽东个人的一些错误就很难纠正了。三是工作重心转移把握不好。夺取政权的实质是破坏一个旧世界，主要形式是军事武装斗争，国家建设的责任还没有提到议事日程上；而取得政权以后，就该及时把工作重心转到经济建设上，基本的方法应该是按经济规律办事，但我们却时不时地甚至长时间地离开“中心”去搞阶级斗争，或者用所谓“无产阶级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