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疑等于轻视历史。基由于此,对此疆彼界、各有范围、自然和人文背景各有所别的一地一方来位,并且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
以今观之,如果说编修地方志仅仅是中华民族的历史传统的话,那么,以史为鉴,治国平天下;以志为鉴,富民利郡县,则是人类的共识。古今中外,大凡明君圣主,举凡忠臣良将,乃至清政廉明的地方官和朝野志士仁人、社会贤达,概莫能外。他们都十分注重史志的发掘利用,籍以“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代之得失,嘉善矜恶,懋稽故之盛德,跻无前之至治”。诸如,举世明君唐太宗极言,以史为鉴,可以知兴衰。相传宋朝大儒朱熹到某地上任,属官们搜肠刮肚,准备垂询,并备礼酒,远道跪接。可是朱熹撩开轿帘,开言便问:“志书带来没有?”众官始料未及,面面相觑,悔之莫及。从此这里便形成一种习俗,凡地方官上任或离职常常先交接地方志书。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们对志书的厚爱和利用比古人有过之而无不及,在革命尚未成功的1941年,中央就明确提出了“注意收集县志、府志、省志,加以研究”,以利革命战争之需要的号召。在战争年代,每打开一座县城,将帅们总要收集当地志书。一代伟人毛泽东,不但自己一生博览史志,精研覃思,悠然自得,评点批注,赋陈言以新义,活古法以今用,而且振臂高呼,我们不但要懂得中国的今天,还要懂得中国的昨天和前天。告诫全党,“学习我们的遗产,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给以批判的总结,是我们的另一任务”。“今天的中国是历史上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加以总结,继承这一份遗产。”凡此种种,足以说明方志作用之重大、意义之重要。
我出于爱好和习惯,也出于工作的需要,每到一地总喜欢浏览历史上留传下来的一些旧志书,且每每受益匪浅,往往能从中得到一些对现实有用和可供借鉴的东西。所以,我很愿意支持编纂新志,积极倡导整理旧志,以便淘金史志,服务现实,古为今用,推陈出新。
在历史翻开新的一页的今天,人类社会正处在一个空前的巨变时期,既面临着经济全球化和一体化以及由此生发的空前的矛盾和问题,又面临着举国上下竞相发展以及与发展息息相关的纷繁复杂的矛盾和问题。面对这一局势,我们不但要融汇时代精神,树立科学的发展观,以现实物质生活为基础和前提,创造性地开展工作,而且要继承弘扬民族文化,充分利用传统文化的纽带,使其所包含的民族性、科学性精华和积淀的历史经验在新时代、新阶段发挥应有的作用,为在新形势下求得新发展提供借鉴和服务。这不仅十分必要,而且非常重要。
白银地区历史悠久,文化璀璨。早在新石器时代就有人类活动。尔后,历经原始社会及文明初创时代,渐渐发展成被史家称为“西戎”的诸多游牧民族繁衍驰骋的地区,呈华夏西陲之势。前秦蒙恬开边益众,始与华夏文明相融合,从此变为西部古老民族与华夏民族共生共荣的地区。至汉代境内已有县级建制,西魏设会州。后来,或因朝代更替,或因政治、军事需要,因革因故,分分合合,设州府,置郡县,变端频仍。同时,自汉至唐一直为历史上中外第一大通道丝绸之路北线必经之道,在中国政治中心处于中原,海运开通之前,这里一直是中外交往的通途和东西文化交流的纽带,具有东西孔道的地位,起着承接南北、连贯中西的作用。在明朝以前,这里多为少数民族的聚居地和东西南北各民族角逐的战场。作为中国传统文化象征的彩陶文化、长城文化,以及壁岩刻画、石窟艺术、寺庙城堡建筑等等,这里一应俱有,而且独具一格,体现出了多民族、跨疆域文化的沟通、融合和浩繁博大。透过这些积淀丰厚的文化遗存,可以发现古代中国特别是汉唐时期的闳放,可以获取一些古代中国开放交流的信息,对今天的开放交流有很大启发。
正是这种特定的地缘、人缘和特定的社会、经济、人文背景,造就了当地传统文化的开放性、兼容性和多元化,致使在传统文化的长河中不仅流淌着中原华夏文化的血液乳汁,而且融容着中国诸多古老民族乃至中亚、西亚及欧洲等外来文化的成分。特别是位于黄河沿岸,形胜甲于四方,曾为当地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和黄河津渡要隘的靖远,这种特征更为明显。作为记载当地百事万端的志书,自然而然承载着诸如此类上溯千年、纵横百里的社会历史演变情况,浓缩着西北地区特有的地情、民情,凝聚着其中的要义,闪耀着各个民族之间相互融合、取长补短、共同发展和相互碰撞的火花。所以,白银地区的史志与其他地区的志书相比,更具有独特的个性风韵,更具有研究价值。因此,整理研究当地史志不仅是承传弘扬传统文化的需要,也是研究中国西部和加快西部开发的需要。推而广之,对认识白银、了解白银,推进当地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当然都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白银市地方志办公室的同志们,十多年来尽其所能,聘请和组织人员,相继编纂出版了《白银市志》、《靖远会宁红水县志集校》和《白银古代史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