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8月10日，我调任白银市委书记。
事情来得突然，本来是在省里参加一个学习研讨班，结果就此被“换防”了。工作调动对个人按说也是件大事，但我并未多想什么。反正，在哪都是工作，换个地方，多点经历，长点见识，也没什么不好。白银这地方好干吗？我不够自信，但也决不慌恐。我的悟性很一般，几近于迟钝，但我相信：无论去到何处，我都不会丢掉自己那与生俱来的农民情结。
我摊开一张地图仔细看，黄河大“几”字那一大撇的下端正好是白银市之所在。人常说，千条江河东流归大海，然滚滚黄河在这里却猛地拐一个弯北逝而去。乍看去，大山的阻拦使这条巨流变得无奈，不得不经过如此的曲折与回还，绕行那么一个大“几”字；细琢磨，正是白银这片土地挽留了母亲河，使其浇灌出两岸的沃野，进而富银川、济河套，把整个黄河文明演绎得那般光辉灿烂。
白银市有两万平方公里面积，系黄土高原与腾格里沙漠的连接地带。南部足有200米厚的黄土层隆起的大山绵延不断，北部起伏不平的戈壁荒漠漫无边际。加之降雨稀少，全境森林覆盖率仅为百分之五左右，难利用土地占了相当大的比重。虽说黄河纵贯南北258公里，占了流经甘肃总长度的一半还多，但受地理条件所限，黄河水浇灌白银的土地着实不多。经过半个世纪的水利建设，白银境内沿河仅有灌溉农田120多万亩。然而，就是这约占全市四分之一的耕地，承担了全市五分之四的农业产出，养活了全市三分之二的农业人口。这又足见母亲河对白银人的恩赐。
白银这片土地古老而又年轻。据史书记载，早在明朝洪武年间，官方就在此设立“白银厂”，有矿工四千多人，采矿、冶炼的规模颇为可观，“日出斗金，集销金城”。那时的“金”大概是对金属物的统称，想必不会是日产一斗金子，日产斗银、斗铜是可能的。嗣后，这里的历史见于文字和留在人们记忆里的都很零碎，许多人每言及此，陈述的时空一下就跳跃到了新中国的1956年。这一年，堪称中国有色金属工业摇篮的白银公司成立，露天铜矿大爆炸惊动全球。看见那一团高高升腾的蘑菇云，有的西方国家惊呼中国爆炸了原子弹。那张大爆破的照片至今挂在白银公司会议室的正墙上。1992年，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朱镕基来公司视察，他触景生情，一改很少题字的习惯，欣然命笔写下了“三十六年遂故地，白银一爆出新天”的诗句。人们这才知道，朱镕基当年亦曾到过开发建设的现场。据说，36年前从祖国各地汇集而来的建设者们，乘坐毛驴拉的车子来到白银，旷野里稀疏的骆驼草在大风中摇曳，到夜晚野兽的怪叫声阵阵传来，工作环境极其艰苦。而此时此刻这里早已旧貌换新颜，自己也已是身居鼎鼐，激动的心情又怎能按捺得住。
白银因企设市，因矿得名。现在白银城的脚下，大爆破前连一点城市的印痕也没有，只是居住了几户人家的一个小村落：地名也不叫白银，而是叫郝家川。国家在这里大举开发建设后的1958年，国务院批准成立白银市，系地级建制，1962年撤销，直到1985年才又恢复成立。
从恢复建市算起，我是白银市的第五任市委书记。时下正值西部大开发之良机，我能为这里的老百姓做点什么呢？这是我急切思考的问题。于是，在新的岗位上，我开始了新的调研、实践与思考。还是多年工作养成的习惯，我首先来到工厂、农村，一时间，许多新人新事扑面而来，应接不暇；万千思绪萦绕心头，挥之不去。说共产党的干部好，许多人不以为然；说地方官忙得要命，则大家又都以为然。忙不能完全等于好。但我以为，除了违背客观实际的官僚主义的瞎忙，绝大多数党的干部还都是为老百姓的衣食冷暖辛勤奔忙。我国古代有无为而治之说，那最多只是不发动战争劳师征饷，不大兴土木劳民伤财，不为老百姓平静的生活添乱而已，谈不上是一种“治国”作为。另外，有人去到外国，发现人家的政府官员并不操心做工种地一类事情，归来津津乐道，似乎中国的官员也应效仿。事实上，古时的、外国的这些，与我们现阶段的国情和社会制度大相径庭，根本不能相提并论。君不见老百姓最反感的不就是那些“当官不与民作主”的人吗？所以，好干部起码是忙忙碌碌的人。忙起来时间就过得快，越忙时间就过得越快。转瞬就是2005年的春天，我又一次接到了工作调动的命令。
参加工作起好长一段时间里，我一直干捉刀代笔的活儿，至今保持着写点东西的习惯。白银的几年里，我边工作、边总结、边思考、边记录，有时自己一个人捉摸，有时与办公室、研究室的几位小青年一块儿凑凑，于是积累了一些文字的东西。其中有的是工作与学习体会，有的是参加一些讲座的发言稿，还有的是读中央党校研究生的论文与作业，等等。这些东西，有不少已在各种报刊杂志上发表了。当离开之际，我刻意收集、整理、带着的就是这些文字，别的什么也都不在意了。闲暇有空的时候，我把这些舍不得丢弃的东西再次整理出来，于是就有了《黄河北去》这本书。出这本书要人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