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而是与列宁主义的冷酷的机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教主的矛盾分道气扬镰。她在30年代中期所进行的严格分析的辩论支持一种好战的民主工团主义、殖民主义、和平主义以及充满激情的自由主义者的社会重组（见《压迫与自由》）。
虽然她脆弱、笨拙和多病（包括厌食），但她对被剥削者的完全奉献驱使她在学术方面作出痛苦的人格承诺，并做过土地劳动者和工厂雇员。她对劳动所做的调查文章（“工厂日记”），不赞成在所有关系和政治力量方面进行传统的左派变革，而主张对现代劳动本身作一种更深刻的改变。统治集团的统治和管理效率的状态甚至真正的机器设计和技术体系都应广泛地人道化，以满足理性和情感的存在者的需要。她那至今仍旧是恰当的回答（包括现今称为“工人管理”和“自由主义的非集中化”的）是悲观主义乌托邦式的回答。
虽然她后来的社会思想——诸如在伦敦避难受戴高乐主义者领导时从道德上解释战后社会的纲要（需要根基）——仍然强调劳动公平的中心地位，但已显示出跟早期观点有很大不同。反政治、自由主义、平等主义和和平主义的倾向部分地表现在统治集团的、排他性的制度中。正象经常出现的俏况一样，提高了的精神需求削弱了人类社会中纯粹的差。
30年代后期，在红色法西斯主义和黑色法西斯主义暴力的笼罩下，韦伊对人民阵线抱有的希望消逝了。政治上的解脱促进了她的宗教热情。神秘体验（从1933年起）的不断出现，更加密切了她和天主教的关系。这包含着反对她那世俗犹太人的身份（既是犹太复国主义也是犹太分裂主义）。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她对《旧约》的柏拉图式的反感和它那令人痛苦的神性，使她和基督教的关系变得复杂起来。就象在她的哲学教学中强调文学内容的道德分析一样，她的许多最有说服力的宗教反省采取了沦荷马的评论形式。她那带有相当片面倾向的《伊利亚特；或力量之诗》一书强调了暴力、富有激情的痛苦的否定性后果。
韦伊的基督教（伴随着它那强烈的人格及苦行性质）是精致而广博的调和论。它不仅包括希腊基督化身（《基督教的暗示》），而且包括佛教（克里希拿神）、民间传说和文学。宗教美学包括对罗马式建筑、艺术高峰时期的肖像画、格里高里的音乐、传统的弥撒音乐和文学的许多领域的热爱。她写天主教诗歌，但实质上，她那虔诚的天主教信仰是和批评教会是官僚主义机构（尤其是教会的审问官们的偏隘、暖昧的道德、非理性主义和其他庸俗的不洁方面）辩证地联系在一起的。这不仅是现代知识分子独特辩证态度的“骄傲”（虽然这是韦伊现有的某种吸引力），而且是一种有意识的深刻异端即诺思替教。
她热爱普罗文卡尔的卡瑟斯（极端国家和教会迫害的牺牲品），痛恨一切罗马式的帝国主义，并沉浸在希腊唯心主义和导致极端二元论的晚期新柏拉图主义中。这种强烈的异教徒唯灵论获得了不同凡响的效果。这是由于她那明晰的分析风格和对关于绝对善（它的实现需要一种默祷的知觉）的茫然神性的玄学所作的尖锐而严谨的论辩（《期待上帝》和《重任与恩典》）。也许最惹人注目的是她对“痛苦的赠与”（一种对刑罚的羡慕）和绝对纯洁的矛盾要求。“恶的基础……是白日梦”，因为它自私地疏忽了痛苦的世界，并腐蚀了对先验之善的关注。
堕落的物质世界总是包含着性和安逸以及其他成名欲望（至少不是对食物的欲望），她对此大为不满，这种不满在她于英国结核病疗养院去逝时达到了顶点，疗养院剥夺了自杀和要求在痛苦世界中（她对这个世界十分敏感）寻求绝对个人痛苦的权利。她异常坚强而又热情诚挚，这种个人品性和经验丰富的哲学和历史能力（实为一种苛刻又好争辩的思想方式）非凡地结合起来了。她即使不会因此成为没有上帝和教会的圣徒，也会成为对人类不该有的痛苦之可能的社会和宗教超越的证人。
——Kingslcy Widm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