织勤王武装，拟相机行事。
唐才常，字佛尘，湖南浏阳人。出身于封建士大夫家庭，1898年戊戌维新期间，在湖南参加变法运动，广泛宣传资产阶级民权思想及君主立宪制度，与谭嗣同齐名，时称“浏阳双杰”。他曾应谭嗣同之邀赴京，准备参与新政，行至汉口，慈禧已发动政变，囚光绪帝，杀谭嗣同等六君子。他悲愤至极，决心“树大节，倡大难，行大改革”，推翻以慈禧为首的顽固派政权，拥立光绪帝复辟，恢复变法新政。为此赶赴上海，后辗转至香港、新加坡和日本，在日本与康有为、孙中山取得联系。当时康有为正大力提倡保皇，鼓动起兵勤王。孙中山也密谋发动反清武装起义。保皇党和革命派都把唐才常看作在国内组织武装起义的倚重人物。康有为给他3万元活动经费，并表示愿以募集到的30万元继续支持。
唐才常为广泛联络保皇党人，以便组织勤王，于1900年2月在上海英租界成立了正气会，3月更名自立会，主旨是救亡图存，抵抗外侮，保国忠君，武装起事。义和团运动轰轰烈烈发展起来后，唐才常决定乘机起兵勤王。
由于唐才常与保皇派和革命派都保持密切联系，受到双方的影响，思想上经常呈现自相矛盾的状态：既有反满倾向，却又主张保皇；既对义和团运动持否定态度，又认为机不可失，试图利用义和团造成的动荡局面发动武装起义。唐才常依靠的武装力量是长江中下游地区的会党组织和新军中下级军官及士兵。为便于联络各地会党和新军官兵，唐才常采取了秘密结社中传统的建山堂、发票布的办法。自立会会员称“会友”，每人发“富有票”一张，上书救国保民的政治宗旨，作为会员凭证。自立会建立富有山堂，设有正龙头、副龙头、内八堂、外八堂等名目，体系庞大。许多省份会党头目均名列其中，唐才常也被列为副龙头。
在筹建勤王军队过程中，唐才常一方面接受康、梁等人的指导，另一方面又遥奉孙中山为“极峰”，在两派中左右逢源，“各方咸为之用”。经过上述努力，唐才常领导的武装力量发展十分迅猛。到1900年6、7月间，人数已达10万多人，遍布鄂、皖、赣、湘各省的会党组织及新军中。
7月26日，唐才常以保国保种为号召，邀集容闳、严复、章太炎、文廷式等社会名流与正气会员在上海张园召开会议，号称“国会”，后改为“中国议会”。容闳被推为议长，严复为副议长，唐才常任总干事，总会设在上海。国会宣布三项宗旨：
（1）保全中国自立之权，创造新自立国；
（2）不认满清政府有统治中国之权；
（3）请光绪皇帝复辟。
唐才常召开国会，旨在借重社会名流的声望以资号召，并使武装勤王取得合法地位。但会上争吵激烈，在依靠哪一派政治力量保全中国的策略问题上分歧很大。有人主张迎光绪南下，有人主张排满不迎。就迎光绪南下问题，有人主张借重张之洞、李鸿章等地方督抚；有人主张依恃日本和英、美等列强。只有在反对慈禧太后和义和团这一点上，众人的意见是一致的。那些社会名流旨在发扬清议，依靠张之洞等地方实力派保护中国东南，没有与清廷决裂的勇气和决心；唐才常等人则十分痛恨后党顽固派，坚决主张勤王起事。由于几派意见始终无法统一，唐才常等人毅然决定在正气会内恢复自立会名目，并于8月2日以“总会理事员”名义宣布篆刻关防，组成自立军，任命自立军统带，并挟国会以自重，作为起事以后立国建制的雏形和统率自立军的最高机构。国会名义上是自立军的领导机关，但实际上自立军领导权仍掌握在唐才常手中。
就在唐才常等人在上海活动之际，发动自立军起事的骨干林圭、傅慈祥等人也在武汉加紧武装起事的准备，并于汉口英租界李慎德堂设立自立军机关总部，将各地自立军勤王武装分为中、前、后、左、右各军及总会亲军、先锋营，共7军，兵力约2万人。中军为自立军本部，设在武汉，由林圭、傅慈祥统领；前军在安徽大通，由秦力山、吴禄贞指挥；后军在安徽安庆，由田邦睿负责；左军在湖南常德，陈犹龙统之；右军在湖北新堤（洪湖县城关），由沈荩统率；总会亲军和先锋营在武汉，由唐才常亲自指挥，唐并负责节制诸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