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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章 文学之星(1)(3 / 3)

借用历史题材,揶揄现实社会的黑暗,歌颂唯物论的胜利。

《真假》主要反映1942~1952年印度历史发展的重要关头的社会政治经济和阶级变动的情况。小说犹如一幅历史画卷,真实地反映了印度独立前后的动荡不已的政治形势,经济凋零和宗教冲突,生动地勾勒了各个阶级的生活状况和精神面貌。但是,小说有着狭隘的民族主义倾向,过分地贬低穆斯林人。

亚什巴尔的创作中尽管有着进步倾向,但他在作品中插入许多庸俗不堪的情欲生活,起着不良的影响。特别在晚年,他攀附资产阶级,思想骤然颓唐,追求生活奢华,全盘西化,与早年夫妇俩提篮沿街叫卖的辛酸生活,形成鲜明的对照。养尊处优的生活使他的创作上也无所作为,写的尽是些资产阶级庸俗无聊的东西,没有多大的社会价值。

西默农

乔治·西默农(1903~1989),比利时著名的犯罪心理分析小说和侦探小说家。他出生于列日,并在那里上完中学。1918年当书店职员,翌年进《列日日报》社做记者,用笔名乔治·西姆(Georges Sim)发表了他的第一部通俗小说《在阿什桥上》。十九岁时离开家乡,到巴黎从事文学创作。他用过十七个笔名,写了几百部小说,是个勤奋而多产的作家,创作速度极快,有时一天可用打字机打完八十页稿纸。他喜欢到世界各地游历,这扩大了他的视野和创作的背景。1945年以后,他在美洲住了十来年,接着又回到法国,现定居在瑞士的洛桑。1925年,他当选为布鲁塞尔的比利时皇家文学院的院士。

西默农以塑造出探长梅格雷的形象而闻名于世。他所写的梅格雷系统的侦探小说共有八十二部。按照作者的设想和说法,梅格雷于1929年9月出生在瑞士的戴尔菲西村,后来由于这个探长太出名了,1966年竟在戴尔菲西村真的为他树立了一个雕像。梅格雷的形象最早出现在《拉脱维亚人皮埃尔》(1930)中,这也是西默农以他的本名发表的第一部小说。随后,他又接连写出《已故加莱先生》、《圣福里安的吊死鬼》、《一个人的头》、《黄狗》、《十字路口之夜》等十几部小说,深受群众的欢迎。1932年,西默农决定放弃梅格雷,开始写“心理分析”小说《房客》、《自杀者》等,但读者不愿与梅格雷告别;他欲罢不能,1933年又继续写了《梅格雷》。1940年,由于一个医生错误的诊断,说西默农患了重病,活不多久,他再一次放弃梅格雷,为他当时才十八个月的儿子马克用日记体写了一本坦率的自传《我回忆》(写于1940~1941,发表于1945),接着又写了另一部自传体小说《家谱》(三卷,写于1941~1942,发表于1948),作为补充。直到战后,西默农才使梅格雷重新出现,写了两个短篇集:《梅格雷的烟斗》、《梅格雷和倒霉的检察员》。读者见到这个探长在纽约比从前身手更为矫健了。自此以后,梅格雷系统的小说便以每年三四部的速度不断出版。这个喜欢抽烟斗的探长的形象同作者本人十分相象,彼此竟难以区分,正像梅格雷在小说中谈到作者时说:“这些年来,你走路、抽烟斗、甚至说话的方式都开始跟我一样”,因此有些选集的封面用的便是作者的侧面像。

和一般的侦探小说不同,西默农的作品的重点不在于调查“谁犯了罪”,而在于研究“为什么犯罪”。梅格雷强调案件的因果关系,十分注意环境对人物的影响。他的基本破案方法是:设法再现罪犯作案时的气氛,或者有意加剧这种气氛,迫使罪犯的神经“濒于崩溃”,于是坦白便成为他们的一种解脱,因为西默农笔下的罪犯大多是出身贫贱的“良心未泯”的人。梅格雷说:“大部分的罪犯起先都曾经是受害人。”他经常对那些命运的牺牲者表现出同情和怜悯,就象医生面对一个肉体痛苦的病人,或者听忏悔的神甫面对一个罪恶的灵魂一样。在《圣福里安的吊死鬼》等作品中,当梅格雷了解到那些可怜的人多年前作案的原委,并深信他们经过很大的努力确已改邪归正之后,便悄然离去,不再对他们提出起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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