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年后，他发表了一篇文章，他在这篇文章中提出的人类经验仪式化中的阶段同生活周期的八个心理阶段也是一致的。（这篇文章随后扩充成为他的《游戏与理性》一书）。所谓仪式化，埃里克森指的是人类社会中日常生活的“创造性的形式化”，他把仪式很有秩序地称作是“神秘的、明智的、戏剧化的、匀称的、有说服力的、交接的、世代的和完整的”。关于日常生活的仪式化的这种发展观是对最初的生活周期理论的又一个重要发展。它提供了这样一个论点，即每一个社会都使其社会成员适应其通过一套普遍的仪式原理来说明世界的方法。这一社会化过程是从母亲与婴儿之间神秘的、仪式化的相遇开始，在老年期达到其顶点，那个时候老人成为完整的社会仪式过程之智慧的活证据。
埃里克森最初的生活周期理论的这些发展，表明他的周期理论不限于对心理发展的描述性说明，它也是一种道德幻想，它把强调成年人为年轻一代提供有益于实现他们“天生力量”的社会环境的道德责任放到特殊的地位上。从最初提出他的德行程序表和人类经验仪式化中的周期理论开始，他的大部分著作就集中在他对成年人产生新一代的“生殖”作用的关心上。用道德上的行话来说，这就是指学会关心以及学会如何关心；用仪式化的话来说，就是指成为负起指导整个仪式过程的责任的“仪式化者”，他们指导仪式化过程时是以权威的而不是以权威主义的方式进行的。埃里克森对成年人产生新一代的生殖作用的关心，使他提出了当时的一些主要的社会问题，其中包括六十年代（反技术化的）人道主义的青年造反问题，作为对社会不满进行补偿的富于战斗性的非暴力手段的运用问题，控制生育和控制军备的问题，尤其是人类对于克服其部落文化（它的“伪物种形成”倾向）以及朝更宽广、更丰满的个性努力的需要问题等。
在1956～1965年期间，人们普遍把埃里克森看成是一个“精神分析学家”——他专门研究儿童和青少年；同时又把他看成是一个“教育家’——他大部分时间是在大学任教授职。然而在最近的这些年中，他的这些职业称号已不再能说明问题。他不仅仅是一个精神分析学家、一个教授，那么他又是什么呢？埃里克森喜欢把自己描绘成这样一个人：他的专业生涯花在学术训练与专业小组之间的“交界地带”上，因为“我的一生都是在传统的学科范围内从事研究工作，而我并没有这些学科的通常的证书”。他相信是他的像一个漫游四方的艺术家似的早年生活使他一开始就“迷恋于事物的优美的秩序”，他承认他一直不得不“通过把我不得不说的东西奠立在典型的描述而不是理论争辩的基础之上而以结构的需要来规定德行”。埃里克森对那些坚持认为他的生活周期理论印象主义色彩比科学色彩更浓的批评家并没有进行反驳，也没有认错：“我觉得很难进行一场有效的辩论，因为我更擅长于观察和例证”。埃里克森因而有了“艺术家”的美名。从1950年开始，发展心理学中就有了一位艺术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发展心理学如今被奉为一门科学学科而受到极大的尊重。
除了欣赏事物的优美的秩序外，埃里克森对道德秩序也表现出了一种伦理、甚至是宗教意义上的关心。除了他那艺术家式的观察和例证的能力之外，他还强调在提出当代社会问题时需要有道德智慧。在《青年路德》中，他指出路德的良师斯托皮茨（Staupitz）用“矫正智慧”操纵他的门徒。在埃里克森自己的整个专业生涯中，尤其是在过去的二十年里，他表现出对能使个人和群体在事物的道德秩序中找到自己位置的矫正智慧的同样兴趣。埃里克森因而有了“尊重智慧者”的美称。在描述“智慧”的时候他指出，旧时代的德行不是个人为了自己而发展出来的东西，而宁可说是“遥远时代，具有不同职业的男人和女人们的一种友谊，这些人创造了秩序、对象、表达人类尊严和爱心的格言”。埃里克森仍醉心于研究耶稣的“格言”，并因此而证实了耶稣与一个青年人的友谊，这个人尽管还年轻，但他提出了生活的“最终的问题”。埃里克森会坚决地反对把他看成是一个“聪明人”，一个“现代圣哲”，但是他也许会同意说他知道到哪里去寻找智慧，并且当他看到智慧的时候就能把它认出来。他因而有了作为一种单一的专业身分的两个完整组成部分的艺术家和尊重智慧的人的美名。
富勒
美国法学家。1902年6月15日生于德克萨斯的黑耳伏德。1919～1920年就学于贝克利的加利福尼亚大学。1924年与1926年在加利福尼亚的斯坦福大学获文学学士与法学博士学位。1926年与弗洛伦斯·盖尔·汤普逊结婚（已故）；有—个儿子，一个女儿；1966年与玛约里·D·夏普尔再婚。1926～1928年为奥利根大学法学院讲师，1931～1940年为杜根大学法学院教授；1939～1940年为访问教授；1940～1948年继任教授。1948年起为卡特尔讲座法学概论教授，此后为马萨诸塞州坎布里奇哈佛法学院荣誉教授。1935年获美国哲学学会菲利普奖，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