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5日。官制编制馆拟定外省官制，电各省督抚斟酌。中央体制大体确定以后，厘定官制大臣开始讨论改革地方体制的大纲。载泽、戴鸿慈等主张全体性改革，孙家鼐等主张在原有的基础上略加变更，双方争论不休。最后决定将两种改革办法电告督抚，征求意见，再决取舍。本日，厘定官制大臣致电各省督抚，其基本内容是：拟分地方为府、州、县三等，现设知府不管所属州县，仍称知府。直隶州知州、直隶厅抚民同知与散州知州统称知州，直隶厅抚民通判及知县统称知县。府州县各设六至九品官，分掌财赋、巡警、教育、监狱、农工商及庶务，另设地方审判厅，受理诉讼。府州县各设议事会，由人民选举议员，辅助地方官，办理议事会议决的事情。省城院司各官，拟定两条办法。第一条，设行省衙门，督抚总理政务，下分各司，各省设高等审判厅，受理上控案件。第二条，以督抚直接管理外务、军政，并监督行政、司法。布政司专管民政和农工商。按察司专管司法行政，监督高等审判厅。另设财政司，专管财政、兼管交通。
11月6日。清廷颁布厘定官制谕旨。本年农历七月，清廷宣示预备立宪，饬先行厘定官制，派载泽等会同编制，派庆亲王奕等总司核定。经该大臣等将所编制的方案详加核定上奏。本日，清廷下诏厘定官制，其诏书中说：“军机处为行政总汇，雍正年间本由内阁分设，取其近接内庭，每日入值承旨，办事较为密速，相承至今，尚无流弊，自毋庸编改内阁。内阁军机处一切规制，著照旧行，其各部尚书均著充参与政务大臣，轮班值日，听候召对。外务部、吏部均著仍旧。巡警为民政之一端，著改为民政部。户部著改为度支部，以财政处并人。礼部著以太常、光禄、鸿胪三寺并入。学部仍旧。兵部著改为陆军部，以练兵处、太仆寺并入。应行设立之海军部及军咨府，未设以前，均暂归陆军部办理。刑部著改为法部，专任司法。大理寺著改为大理院，专掌审判。工部著并入商部，改为农工商部。轮船、铁路、电线、邮政应设专司，著各为邮传部。理藩院著改为理藩部。除外务部堂官员缺照旧外，各部堂官均设尚书一员、侍郎二员，不分满汉。都察院本纠察行政之官，职在指陈阙失，伸理冤滞，著改为都御史一员、副都御史二员。六科给事中著改为给事中，与御史各员缺均暂如旧。其应行增设者，资政院为博采群言，审计院为核查经费，均著以次设立。其余宗人府、内阁、翰林院、钦天监、銮仪卫、内务府、太医院、各旗营、侍卫处、步军统领衙门、顺天府、仓场衙门，均著毋庸更改。原拟各部院等衙门职掌事宜及员司各缺，仍著各该堂官自行核议，悉心妥筹，会同军机大臣奏明办理。”谕旨中称，此次厘定，“其要旨惟在专责成，清积弊，求实事，去浮文，期于厘百工而熙庶绩”。命内外臣工“顾名思义，协力同心，尽去偏私，任劳怨，务使志无不通，政无不举，庶几他日颁行宪法，成效可期。”对于清廷这一有名无实的厘定官制之举，立宪派有人也感到失望，其中徐勤致梁启超信中说：“政界事反动复反动，竭数月之改革，迄今仍是本来面目。”革命党人则认为，这是清廷不欲实行立宪的证明。同日，清廷谕令各编纂大臣继续编订各省地方官制。
清廷新授军机大臣及各部尚书。清廷命奕，瞿鸿仍留军机处，世续补为军机大臣，广西巡抚林绍年开缺以侍郎用，在军机大臣上学习行走。新授各部尚书：吏部尚书鹿传霖，度支部尚书溥，礼部尚书溥良，陆军部尚书铁良，法部尚书戴鸿慈，邮传部尚书张百熙，理藩部尚书寿耆，民政部尚书徐世昌，农工商部尚书载振（唐文治暂署），都察院御史陆宝忠，大理院正卿沈家本，内务府大臣奎俊。外务部、学部照旧，奕仍为管部总理大臣，那桐为会办大臣，瞿鸿为会办大臣兼尚书。鹿传霖，荣庆，徐世昌、铁良开去军机大臣，专管部务。
贵州省定县苗民举行反洋教起义。各苗寨百余处数万人加入，旋即遭官兵镇压，首领罗法先死难。
11月8日。清廷重新任命各旗都统副都统。
孙中山致函旅日俄国人鲁赛尔。函中说：“我深恐中国问题是绝不能引起欧美人士注意的，但是我希望由于您的善意号召，全世界大公无私的人们将会逐渐理解：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国家的复兴，将是全人类的福音。”11月26日，孙中山复函鲁赛尔，指出他“对美国资本家的呼吁……是没有任何好处的”。因为，“他们不至于等到这般地步：实行商业的自杀来帮助中国拥有自己的工业威力而成为独立的国家。我坚决相信：如果我们稍微表现出要走向这条道路的趋向时，那么整个欧美资本主义世界就会高嚷着所谓工业的横祸了。因此，他们的利益首先在于使中国永远成为工业落后的牺牲品”。孙中山表示：“我们不指望外来的援助（不管这种援助的愿意如何），它如果不是出于真正利他主义动机的话。”
11月9日。清廷命都察院纠察行政。喻令中说“督察院为朝廷耳目之官”，“兹当新定官制，预备立宪之时，该衙门纠察行政，责任綦大，务令举能其官，无忝厥职，庶几广忠益而通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