例如“触龙说赵太后”，触龙没有直接陈述长安君出质对于赵国安危的意义，而是采取侧面迂回战术，以老年人之间互相寒暄为话头，从饮食起居谈起，先释其怒，再动以情，请求以少子为王官卫队，给太后以“丈夫亦爱其少于”的印象。进而提出太后爱长安君不如爱长女燕后这样明显不符合实际的问题，引起太后的好奇而准备听他的高见。这时他还不亮明观点，而是通过回忆对比，从太后送燕后的心情说到三世以前赵王之子孙侯者的近况，最后用事实说明利害：人主之爱子，必令有功于国，才是长久之计。自始至终，以情感人，寓危言警语于家常琐谈之中。
再如“邹忌讽齐王纳谏”，主旨是防止佞臣蔽君。邹忌没有正面讲大道理，只是从自己家庭小事发端，现身说法，由情人理，发人深思。手法新颖别致，摹写细腻人微，文字轻灵活泼。
有些策士互相驳难的文字，双方骋辞竞说，唇剑舌枪，锋芒毕露，尖锐激烈。像《赵策三》的“鲁仲连义不帝秦”：在秦国大军围困邯郸、赵国上下人心惶惶的严重关头，鲁仲连力主抗战，反对投降，同魏国派来劝赵尊秦王为帝的使者辛垣衍作针锋相对的争辩。他用层层剥笋之法，首先晓以大义，继而动以利害，中间有许多地方短兵相接。如辛垣衍把帝秦比作仆人对主人不得已的服从，鲁仲连立即逼得他承认“梁之比秦若仆耶？”接着单刀直人，“吾将使秦王烹醢粱王”，使对方突然感到问题的严重性。然后进而指出，历史上殷纣王曾醢鬼侯，脯鄂侯，说明暴君对臣民是极其残忍的。再举过去鲁国和邹国坚决不承认齐王自称天子，齐国不能使之屈服；今天三晋的大臣，难道不如邹鲁之仆妾吗？最后警告说，如果真的帝秦，不但梁王不得安然，你辛垣衍也必然没有好结果。在大量的事实和利害得失面前，辛垣衍不得不认输。作者热情赞扬鲁仲连超人的见识，无畏的气概和无私的品质，使他赢得了千古文人的颂扬。
《战国策》的修辞，最值得注意的是铺陈和夸饰的熟练运用。铺陈，就是把事物的有关方面尽可能全面而广泛地论列陈述。夸饰，就是把事物的某种属性故意过甚其辞地夸大强调。这在《战国策》中是经常而普遍的修辞手段。像苏秦、张仪等人游说诸侯，述其地理，都爱东西南北，山河湖海；追溯历史，总是三王五霸，从古至今；谈政治，则君臣内外，法术权势；论军事，则攻守进退，固险扼塞，中间每每结合一连串夸张形容，把各种情势强调到了极致。如《齐策一》“苏秦说齐宣王”：
齐南有太山，东有琅琊，西有清河，北有渤海，此所谓四塞之国也。齐地方二千里，带甲数十万，粟如丘山。齐军之良，五家之兵，疾如锥矢，战如雷电，解如风雨。即有军役，未尝倍太山，绝清河，涉渤海也。……临淄甚富而实，其民无不吹芋、鼓瑟、击筑、弹琴、斗鸡、走犬、六博……淄之途，车毂击，人肩摩，连衽成帷，举袂成幕，挥汗成雨，志高而扬。通过这样的铺陈，使人感到他对齐国情况和天下大势了如指掌。文章雄肆而气势充沛，赅各而不显得罗列过甚，辞藻绚丽，琳琅满目，而不显得堆砌。其中言齐军之精良，临淄之富庶，未必属实，而是出于艺术夸饰，但并不使人感到虚张声势。这种手法，直接影响到汉代的政论文。
排比句法，《国语》、《左传》已经使用，《战国策》则更为恣纵，句型趋于多样化，技巧更加成熟。如“毛羽不丰满者不可以高飞，文章不成者不可以诛罚，道德不厚者不可以使民，政教不顺者不可以烦大臣”。一连四个十余字长句，层层推进，有波浪滚滚之势。“今欲并天下，凌万乘，绌敌国，制海内，子元元，臣诸侯，非兵不可。今之嗣主，忽于至道，皆昏于教，乱于治，迷于语，惑于言，沉于辞，溺于辩。以此论之，王固不能行也。”正反两扇，上锁下开；句子短促有力，不用语助词，反而显得感情激越。 爱用比喻是先秦散文的共同特点，《战国策》尤为突出。轻便灵活，贴切工巧，有时信手拈来，看似随便；有时连举数例，引譬蹁跹。如“庄辛说楚王”，几乎通篇用喻，从蜻蜓而黄雀而黄鹄而蔡灵侯，最后说到楚王，以自然界和历史上一系列具体现象说明，只顾眼前舒适而不顾后患，必然落得可悲的结局。
《战国策》的记事文字在书中不占主要篇幅，却相当精彩，较其记言文更富于文学性，其艺术技巧代表先秦记叙散文的最高成就，在《国语》、《左传》基础上有所发展。
像著名的“荆轲刺秦王”，就极尽腾挪跌宕之能事。故事先从燕太子丹质秦亡归写起，为了报仇救国，他向太傅鞠武求教，鞠武劝他不要碰逆鳞。他却甘冒风险收留秦亡将樊于期，然后因鞠武而见田光。田光以年老不能当大事，转而推荐荆轲，并自杀以激荆轲，且使太子释疑。围绕如何报仇，一连四折，迭起波澜。接着，写太子丹向荆轲求助，荆轲先借樊于期之头以求取秦王信任，又求匕首，约秦武阳为助手。易水送别是前半部的最高氵朝，又是后半部的大铺垫，写得慷慨悲凉。荆轲见秦王，秦武阳色变，是小铺垫；殿上行刺是全文最精彩的场面：
秦王谓轲曰：“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