敌不怀生。戒者，虽克如始战。约者，法令省而不烦。”
“受命而不辞，敌破而后言返，将之礼也。故师出之日，有死之荣，尤生之辱。”
吴子曰：“凡兵有四机：一日气机，二日地机，三日事机，四日力机。三军之众，百万之师，张设轻重，在于一人，是谓气机。路狭道险，名山大塞，十夫所守，干夫不过，是谓地机。善行间谍，轻兵往来，分散其众，使其君臣相怨，上下相咎，是谓事机。车坚管辖，舟利橹辑，士习战陈，马闲驰逐，是谓力机。知此四者，乃可为将。然其威、德、仁、勇，必足以率下安众，怖敌决疑，施令而下不敢犯，所在寇不敢敌。得之国强，去之国亡，是谓良将。”
吴子曰：“夫鼙鼓金铎，所以威耳；旌旗麾帜，所以威目；禁令刑罚，所以威心。耳威于声，不可不清；目威于色，不可不明；心威于刑，不可不严。三者不立，虽有其国，必败于敌。故曰：将之所麾，莫不从移；将之所指，莫不前死。”
吴子曰：“凡战之要，必先战其将而察其才，因形用权，则不劳而功举。其将愚而信人，可诈而诱；贪而忽名，可货而赂；轻变无谋，可劳而困，上富而骄，下贫而怨，可离而间，进退多疑，其众无依，可震而走；士轻其将而有归志，塞易开险，可邀而取；
进道易，退道难，可来而前，进道险，退道易，可薄而击；居军下湿，水无所通，霖雨数至，可灌而沉；居军荒泽，草楚幽秽，风飚数至，可焚而灭，停久不移，将士懈怠，其军不备，可潜而袭。”
武侯问曰：“两军相望，不知其将，我欲相对之，其术如何？”起对曰：“令贱而勇者，将轻锐以尝之，务于北，无务于得。观敌之来，一坐一起，其政以理。其追北佯为不及，见其利佯为不知。如此将者，名为智将，勿与战也。若其众权哗，旌旗烦乱，其卒自行自止，其兵或纵或横，其追北恐不及，见利恐不得，此为愚将，虽众可获。”
【赏析】
战争，是敌对双方的集体厮杀，其千军万马之所以能协调统一者，关键乃在于将军。故历代兵家之著述，无不给“将”以极其重要的地位。
《吴子·论将》开篇即言：“夫总文武者，军之将也；兼刚柔者，兵之事也。”此明显继承了孙武的思想。“总文武”者，“文”以附众，乃言民心、军心之所向；而“武”能威敌，更指将才、将能、将威所能发挥的重大作用。
由于一般人常以“勇”论将，吴起则对之特为辨析：“凡人论将，常观于勇，勇之于将，乃数分之一耳。夫勇者必轻合，轻合而不知利，未可也。”将的作用，在于战争的，总体指挥，在于把握大局。只有深察敌情，准确判断双方的形势与动态，才能言及“勇”字。若“轻合”而不利，“勇”有何益？西汉李陵率步卒五千深入大漠，去迎战十万匈奴骑兵，诚可谓“勇”矣，其结果则是全军覆没，李陵亦被俘。此乃“小敌之坚，大敌之擒也”。“勇”字适为其害也。故吴起提出“五慎”以制约之。五慎：理、备、果、戒、约；“勇”仅是“果”的一种表现而已。
临机果断，是将军克敌制胜的重要手段，所谓“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一旦战机错过，甚至可输全局。吴起论将，又专门分析“兵”之“四机”：“一曰气机，二日地机，三日事机，四曰力机。”“知此四机，乃可为将”。只有“威德仁勇必足以率下安众，怖敌决疑，施令而下不敢犯，所在而寇不敢敌”，才能称得上“良将”。
吴起论将，不但论及为将之品格，而且言及对于敌将的判断，即通过对敌将之品质与指挥能力的分析，从而采取相应的措施。“凡战之要，必先占其将而察其才，因其形而用其权，则不劳而功举。”“将之所麾，莫不从移；将之所指，莫不前死”。——此足见“将”在战争过程中的重大作用与特殊地位。
纵横家与名家散文
战国时以从事政治外交活动为主的一派，主要人物是鬼谷子，他们朝秦暮楚，事无定主，反复无常，设第划谋多从主观的政治要求出发。合纵派的主要代表是苏秦，连横派的主要代表是张仪。
纵横家出现于战国至秦汉之际，多为策辩之土，可称为中国五千年中最早也最特殊的外交政治家。他们的出现主要是因为当时割据分争，王权不能稳固统一，需要在国力富足的基础上利用联合、排斥、危逼、利诱或辅之以兵之法不战而胜，或以较少的损失获得最大的收益。他们的智谋、思想、手段、策略基本上是当时处理国与国之间问题的最好办法，是世界史上独一无二的历史阶段，其在历史条件下所创造的智慧是后世任何一个朝代都无法超越的。纵横家人物多出身贫贱，在最艰苦的投机倒把下是一种人类智慧的超常解放、创造和发挥，他们以布衣之身庭说诸侯，可以以三寸之舌退百万雄师，也可以以纵横之术解不测之危。苏秦佩六国相印，连六国逼秦废弃帝位；张仪友才大略，以片言得楚六百里；唐雎机智勇敢，直斥秦王存孟尝封地；相如虽非武将，但浩然正气直逼秦王，不仅完璧归赵，而且未曾使赵受辱。纵横之士智能双全，有不乏仁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