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利和弊同在，就不应一厢情愿，见到利时一味追逐，不计后果；见到害时，一味避开，不懂得避害取利；而应对利弊有所权衡、有所选择。
按照一般人都有的惯常思维方式，既然战争的目的在争利，那么，利来得愈快愈好，愈大愈好。由于求利心切，往往就不善于或不屑于去作认真的比较与权衡。比如，认为凡是道路都可走，凡遇到的敌人都可打，凡是对方把守的城池或地区都要去夺，凡是来自上级的命令都应无异议地执行。其结果呢？欲图其快，反变为慢；欲图其利，反受其害。究其失足处，在于不懂得利弊相连和趋利避害的道理，把双向思维变成单向的直线思维。孙子针对这种错误批评说，人们采取什么样的战争行为，应根据利与弊的权衡有所选择：有些道路不能通过，有的敌人不要攻击，有些城池和地区不必争夺，有的国君的命令，如果不合时宜，可以不执行。这样做，正是为避害而趋利。
在战争行为里，还有一种不同寻常的情况，就是由于参战双方的利益对立而形成了对利与害的相反的评价：甲方之利正是建立在乙方受害的基础上；反过来，乙方之利也往往是甲方之害。这样，当战争中的一方决策时，就要充分估计这个因素，应区分利与害的相对性，并善于利用利与害的相对性来做对自己有利的事。
《九变》篇举例说：对方的将领也同我方将领一样，往往有这样或那样的弱点或不足，对于这种情况，我方应努力抓住并加以利用。如果对方将领宁死不屈，我方应设法捕杀他；如果他贪生怕死，应想办法俘虏他；如果他秉性急躁，应尽可能地激怒他，使他丧失理智；如果他洁身自好，便应当羞辱他；假若他过分地爱护下属和民众，则要利用他这项弱点，努力使他的部队陷入处处设防又处处不及的疲劳状态。总之，如果处置得当，敌方将领的这五项弱点（“五危”），正好变成我方的五利。
《孙子兵法》还认为，对于列国诸侯，也要用利益相反的原则去思考与处置，能够变惠为利，变小利为大利。例如，要想使对方为自己奔走，就要先给他一些小利，使他心甘情愿去做；如果想要他屈服（臣服）于自己，便应当以他最害怕和最忌讳的事去扰害他。这也是用利弊相关和利弊相权的方法来达到支配对方与调动对方的目的。
行军（节选自《孙子兵法》）
孙子曰：凡处军相敌；绝山依谷，视生处高，战隆勿登，此处山之军也。
绝水必远水；客绝水而来，勿迎之于水内，令半济而击之，利；欲战者，无附于水而迎客，视生处高，无迎水流，此处水上之军也。
绝斥泽，唯亟去无留，若交军于斥泽之中，必依水草而背众树，此处斥泽之军也。
平陆处易，而右背高，前死后生，此处平陆之军也。
凡此四军之利，黄帝之所以胜四帝也。凡军好高而恶下，贵阳而贱阴，养生而处实，军无百疾，是谓必胜。
丘陵堤防，必处其阳而右背之。此兵之利，地之助也。
上雨，水沫至，止涉，待其定也。
绝天涧、天井、天牢、天罗、天陷、天隙，必亟去之，勿近也。吾远之，敌近之；吾迎之，敌背之。
军旁有险阻、潢井、葭苇、山林、翳荟者，必谨覆索之，此伏奸之所处也。
敌静而近者，恃其险也；远而挑战者，欲人之进也；其所居易者，利也；众树动者，来也；众草多障者，疑也；鸟起者，伏也；兽骇者，覆也；尘高而锐者，车来也；卑而广者，徒来也：散而条达者，薪来也；少而往来者，营军也。辞卑而备者，进也；辞强而进驱者，退也。轻车先出，居其侧者，陈也；无约而请和者．谋也；奔走而陈兵者，期也；半进半退者，诱也；杖而立者，饥也；汲而先饮者，渴也；见利而不进者，劳也；鸟集者，虚也；夜呼者，恐也；军扰者，将不重也；旌旗动者，乱也；吏怒者，倦也；粟马肉食，军无悬缶；不返其舍者，穷寇也；谆谆翕翕，徐言人人者，失众也；数赏者，窘也；数罚者，困也；先暴而后畏其众者，不精之至也；来委谢者，欲休息也。兵怒而相迎，久而不合，又不相去，必谨察之。
兵非多益，惟无武进，足以并力、料敌、取人而已。夫惟无虑而易敌者，必擒于人。
卒未亲附而罚之，则不服，不服则难用也；卒已亲附而罚不行，则不可用也。故合之以文，齐之以武，是谓必取。令素行以教其民，则民服；令素不行以教其民，则民不服。令素行者，与众相得也。
【赏析】
“行军”．这里指“带兵”之意。孙子以善于带兵著称于世。在军事理论和指挥作战的两个方面都非常杰出，这在古代军事史上，孙子可以说是举世无双的。《行军》篇是《孙子兵法》十三篇中的重要篇章。它闪耀着朴素唯物论和辩证法思想的光芒，对后世的影响，远远超出军事领域。
《行军》篇主要论述“处军”、“相敌”两大问题。所谓“处军”，指的是把我方的军队安置在有利的地形位置上；所谓“相敌”，说的是直接观察敌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