止，狗益无已。虎成其群，以弑其母。为主而无臣，奚国之有？主施其法，大虎将怯；主施其刑，大虎自宁。法制苟信，虎化为人，复反其真。
欲为其国，必伐其聚；不伐其聚，彼将聚众。欲为其地’必适其赐；不适其赐，乱人求益。彼求我予，假仇人斧；假之不可，彼将用之以伐我。黄帝有言曰：“上下一日百战。”下匿其私，用试其上；上操度量，以割其下。故度量之立，主之宝也；党与之具，臣之宝也。臣之所不弑其君者，党与不具也。故上失扶寸，下得寻常。有国君，不大其都；有道之臣，不贵其家。有道之君，不贵其臣；贵之富之，彼将代之。备危恐殆，急置太子，祸乃无从起。内索出国，必身自执其度量。厚者亏之，薄者靡之。亏靡有量\"毋使民比周，同欺其上。亏之若月，靡之若热。简令谨诛\"必尽其罚。
毋弛而弓，一桮两雄，其斗谚谚。豺狼在牢，其羊不繁。一家二贵，事乃无功。夫妻持政，子无适从。
为人君者，数披其木，毋使木技扶疏；木枝扶疏，将塞公闾，私门将实，公庭将虚’主将壅围。数披其木，无使木枝外拒；木枝外拒，将逼主处。数披其木，毋使枝大本小；枝大本小，将不胜春风；不胜春风，枝将害心。公子既众，宗室忧畦。止之之道，数披其木，毋使枝茂。木数披，党与乃离。掘其根本，木乃不神。填其汹渊，毋使水清。探其怀，夺之威。主上用之，若电若雷。
【赏析】
《扬权》是《韩非子》中比较有特色的篇章。与《五蠹》指出应当抑制某民众，《显学》批判儒、墨二家，《定法》指出同为法家的商鞅、申不害还不够完善的表现出典型的法家思想的篇章有所不同，它是一篇偏重哲理性，吸取《老子》思想的文章，与《主道》、《人主》、《三守》、《八经》等篇各有相似之处。
《扬权》中提出哲理和政治原则具有深刻的时代背景。当时各国之间不断纷争，国内常有臣下杀死君主自立或拥立新君的事，《韩非子》的主要理论就是认为富国强兵必须解决这些问题。韩非又是先秦时代最后一位思想家，有机会看到儒、道、墨、法、名、兵、阴阳、纵横诸家的学说，加以批判、选择和继承，他不仅是集法家大成，也吸收了其他思想资料，其中，《老子》对他的影响也很大。
《扬权》是他将《老子》的清静无为、以静制动的思想运用到法家理论中的名篇。其核心是坚决主张中央集权、君主至上，打击排斥臣下分享权力的企图，并对这一中心思想进行严密论证。
第一步是从哲理上突出“道”，并将道类比为君主。韩非认为道是从万事万物中抽象出来的普遍规律，人们看不到、听不到，然而道却无所不在并高于万物，因而称之为“夫道者弘大而无形”。这种哲理来自《老子》的“道大”，“天乃道”，“道之为物惟恍唯惚”，但韩非将《老子》的道转化为确立君主地位的政治伦理，从“道不同于万物”引申出“君不同于群臣”。
据此原则，第二步就推论出君主应当而且必须掌握最高权力，而臣下则应为君主效劳。提出“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圣人执要，四方来效”的原则。
要达到“四方来效”的目的，第三步必须有一系列办法。《扬权》中从四个方面着眼。
第一方面，韩非要君主从自身着眼，自己保持“虚”和“静”。虚就是不抱成见，虚心听取臣下们的意见，所谓静就是君主自己保持冷静，观察臣下们的“动”，不流露自己的好恶，以免臣下说假话，迎合自己。所谓“凡治之极，下不能得”，看出臣下有什么错误．抓住了就整他们。《老子》中也可以看到“虚”和“静”的哲学，如“三十辐共一毂，当其无有车之用”，“无状之状，无物之象，执古之道，以御今之有”就是讲虚；“清静为天下正”、“致虚极、守静笃，万物并作，吾以观复”就是讲静。是指从静中观察万物往复变化。韩非将哲学原理具体化为抓臣下的错处了。
第二方面是将臣下比作报晓的鸡或捉鼠的猫，君主自己不做任何事而用赏罚来管住臣下，而且其结果要达到“臣有其劳，君有其成功”，“有功则君有其贤，有过则臣任其罪”。
第三方面是用原则来检验臣下的行为，即“君操其名（原则），臣效其形（实际）”，做到“形名参（检验）同（一致）君乃无事焉”。也就是要办什么事臣下必须表态，按臣下所表的态责成臣下去做，办成了赏，办不成罚，不仅“言大而功小者则罚”，“言小而功大者亦罚。”
既然一切好处全归君主，一切责任都要臣下承担，那么谁不想做君主而甘心做臣下呢？于是韩非就从第四方面考虑问题。
第四方面就是极力削弱臣下的权力。韩非指出：“有道之君，不贵其臣，贵之富之，备将代之”的原则。如何实现这一原则呢？就是不能让臣下形成帮派，指出：“党与之具臣之宝也，臣之所以不弑其君者，党与不具也。”如何使臣下们不能形成足以威胁自己的力量，韩非用比喻来说明：“为人君者数披其木，毋使木叶扶疏”，“数披其木，毋使枝大本小”，要“掘其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