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弱”。或“强”或“弱”，其关键在于君主是否用法。若“能去私曲就公法者，民安而国治”，除去奸私之行而实施国法，民众安乐而国家安定。如是，君主便可“独制四海之内”。话意豁然，韩非用法的最终目的就一个：维护君主的利益，“上尊而不侵”，使君主的尊贵不受侵害。若君主“释法用私”，放弃国法而容忍臣下私行，就会“上下不别”，君主也就只剩一个空名了。韩非所憧憬的“治之至”是。贵贱不相逾，愚智提衡而立”，尊贵的人和卑贱的人不超越名分界限，愚昧的人和聪明的人各有其量衡而自得其所。这也就是所谓“一民之轨，莫如法”，“法”统一了人们的思想行为。《问田》篇曰“言行不轨于法令者必禁”，正好为此作出了注脚。从这里可以了解韩非所强调的他的“法治”的本质，即他所代表的统治阶级依照自己的是非标准去禁民之非，实际上是以刑禁民，对所谓的“言行不轨”者施之以严刑重罚。所以，他主张的。法治”即“以刑治国”，指帝王凭借自己的权势，运用“术”的手段，以刑罚惩治官吏和人民。后来的专制帝王都迷信韩非的严刑重罚治国之说。秦始皇比轻自信，明目张胆地搞严刑重罚，结果秦王朝二世而亡。
韩非说“明主使法释人”、“使法量功”，即用“法”来选择人，衡量其功劳。其人其功，不可悖法而“自举”、“自度”。还得以“法”制臣，“使其群臣不游意于法之外”。“群臣”也只能是“无有二心”，“顺上之为，从主之法，虚心以待令而无是非”，纯粹是一种驯服工具，颇似现代之机器人。在韩非看来，君主“威不贷错，制不共门”，必须独操“威”“制”刑罚大权。韩非的这些主张，无一不是为独裁君主设计的，无一不是为了造就君主独裁。韩非“以法治国”思想中也含有非常光芒的颗粒。本篇的“法不阿贵，绳不挠曲”、“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饰邪》篇中的“禁主之道，必明于公私之分，明法制，去私恩”等等，都已成了脍炙人口的治国名言。这里多少透散出一丝半缕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气息，尽管只是臣民在君主之法面前一体受君主之刑之罚的“平等”。
韩非是一个悲剧人物，最后被津津乐道于他的学说的秦王害死干狱中。
扬权（节选自《韩非子》）
天有大命，人有大命。夫香美脆味，厚酒肥肉，甘口而疾形；曼理皓齿，说情而捐精。故去甚去泰，身乃无害。权不欲见，素无为也。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圣人执要，四方来效。虚而待之，彼自以之。四海既藏，道阴见阳。左右既立，开门而当。勿变勿易，与二俱行。行之不已，是谓履理也。
夫物者有所宜，材者有所施，各处其宜，故上下无为。使鸡司夜，令狸执鼠，皆用其能，上乃无事。上有所长，事乃不方。矜而好能，下之所欺。辩惠好生，下因其材。上下易用，国故不治。
用一之道，以名为首，名正物定，名倚物徒。故圣人执一以静，使名自命，令事自定。不见其采，下故素正。因而任之，使自事之；因而予之，彼将自举之；正与处之，使皆自定之。上以名举之，不知其名，复修其形。形名参同，用其所生。二者诚信，下乃贡情。
谨修所事，待命于天，毋失其要，乃为圣人。圣人之道，去智与巧。智巧不去，难以为常。民人用之，其身多殃；主上用之，其国危亡。因天之道，反形之理，督参鞠之，终则有始。虚以静后，未尝用己。凡上之患，必同其端；信而勿同，万民一从。
夫道者，弘大而无形；德者，核理而普至。至于群生，斟酌用之，万物皆盛，而不与其宁。道者，下周于事，因稽而命，与时生死。参名异事，通一同情。故曰：道不同于万物，德不同于阴阳，衡不同于轻重，绳不同于出入，和不同于燥湿，君不同于群臣。——凡此六者，道之出也。道无双，故日一。是故明君贵独道之容。君臣不同道，下以名祷。君操其名，臣效其形，形名参同，上下和调也。
凡听之道，以其所出，反以为之人。故审名以定位，明分以辩类。听言之道，溶若甚醉。唇乎齿乎，吾不为始乎；齿乎唇乎，愈懵々乎。彼自离之，吾因以知之；是非辐凑，上不与构。虚静无为，道之情也；叁伍比物，事之形也。叁之以比物，伍之以合虚。根干不革，则动泄不失矣。动之溶之，无为而攻之。喜之，则多事；恶之，则生怨。故去喜去恶，虚心以为道舍。上不与共之，民乃宠之；上不与义之，使独为之。上固闭内扃，从室视庭，咫尺已具，皆之其处。以赏者赏，以刑者刑，因其所为，各以自成。善恶必及，孰敢不信？规矩既设，三隅乃列。
主上不神，下将有因；其事不当，下考其常。若天若地，是谓累解；若地若天，孰疏孰亲？能象天地，是谓圣人。欲治其内，置而勿亲；欲治其外，官置一人；不使自恣，安得移并？大臣之门，唯恐多人。凡治之极，下不能得。周合刑名，民乃守职；去此更求，是谓大惑。猾民愈众，奸邪满侧。故曰：毋富人而贷焉，毋贵人而逼焉；毋专信一人而夫其都国焉；腓大于股，难以趣走。主失其神，虎随其后。主上不知，虎将为狗。主不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