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非子》有些历史故事的细节描写十分精彩，富于戏剧性，显然是作家夸张渲染甚至虚构想象的产物，未必有多少历史依据。《内储说下》所记“晋平公炮人辩炙有发”故事，就是从《晏子春秋》“晏子谏杀养马人”学来的，但是更见匠心。一开始就突出平公之盛怒，他下令“趋杀炮人，毋有反命”，气氛十分紧张。接着写炮人呼天，自请三罪。戛然一转，出乎读者意料。晏子的谏辞正言若反，主要从对国家的政治影响着眼。炮人的自讼则紧紧抓住眼前的三条明显的矛盾：“臣刀之利，风靡骨断而发不断”；“桑炭炙之，肉红白而发不焦”；“炙熟又重睫视之，发绕炙而目不见”。如此不合情理，言之凿凿，足见有人陷害，然而却以反语出之。后来李斯的《狱中上二世书》就是模仿这种笔法。
此外如“扁鹊见蔡桓公”，旨在证明“为大于其细，图难于其易”的哲理。作者详细叙写扁鹊初见、再见、复见以及最后一见时蔡桓公的不同反映，步步深入，蓄气为文，最后故作惊人之笔：“扁鹊见桓公而还走”，因为这时桓公的病已深入骨髓，不可救药了。这个故事有意追求耸人听闻的言语动作而又极力加以渲染，很有些小说的味道，是不能当做真实历史看待的。
《商君书》与《慎子》
《商君书》是一部记述商鞅思想的著作。商鞅（约前390-前338年），战国巾期著名政治改革家，本名公孙鞅；后来被秦孝公封于商，号商君，故史称商鞅。他自幼学刑名之术，约于公元前365年左右，投奔魏国国相公叔痤门下，任中庶子。公叔痤曾向魏王推荐委以国政，没有被任用。公叔痤死后，适逢秦孝公下令求贤，公孙鞅因而离魏至秦，说以强国之术，孝公非常高兴，任命他为左庶长，定更法之令，两度实行变法。主要内容包括：废除奴隶主贵族世袭制’以军功授官爵；废除分封制，推广郡县制、什伍制；废除井田制残余’开阡陌封疆’允许土地自由买卖；发展农业，抑制工商业；禁毁《诗》、《书》，实行法治教育等等。再过若干年’泰国越发富强，周天子致胙于孝公，诸侯皆来朝贺。商鞅又率兵大败魏军，虏其大将公子印，逼使魏国割西河之地求和。经过这样一系列政治、经济、军事活动，秦国终于一跃而为七雄之首。商鞅为相期间，执法严厉，曾经处罚犯法的太子及其师傅公子虔’得罪了宗室贵戚。孝公死后，太子继位，公子虔立即给商鞅加上谋反的罪名，予以追捕，车裂于成阳。商鞅死后，他所倡导的改革并没有停止，而是依旧继续下来。这就为后来秦始皇统一中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今本《商君书》二十四篇，不全是商鞅自著，而是以他为代表的这个学派的著作汇编。其中少数出于商鞅本人之手，多数是其学生或后学所作，但都可以看成是商鞅学派思想的反映。至于全书的编定时代，有人以所涉史实推测，大致在秦昭王晚年\"即公元前251年左右。也有人主张至迟在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前。
《商君书》记录了商鞅变法的基本理论和主要政策。商鞅把人类历史划分为上中下三世，认为社会制度是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的，没有固定不变的“法”和“礼”。客观情势变化了，政策也要随着变化。这种历史观是他“变法”的理论基础。提倡严刑峻法，加强暴力统治，是贯穿《商君书》的中心思想。他主张在全国颁布统一的法律’使百姓人人知法，不敢违犯。不论平民、贵族，只要触犯刑律，就依法治罪。大力加强农战是商鞅的基本国策。鼓吹君权至上，歧视劳动人民，推行愚民政策．在书中也有突出的表现。
《商君书》的文章体裁，除《更法》、《定分》两篇采用对话形式外，其余都是专题议论文。篇目可能是后加的，有些篇章乃摘取首句二字为题，有几篇多用“臣闻”云云，而且称谈话对方为“王”，像是商鞅向秦孝公上书言事的口气，全书各篇大都比较简短。语言整齐紧凑，峭拔峻洁，有时带些剧谈雄辩的味道。如《更法》篇：
三代不同礼而王，五霸不同法而霸，故知者作法，而愚者制焉；贤者更礼，而不肖者拘焉。拘礼之人，不足与言事；制法之人，不足与论变……前世不同教，何古之法？帝王不相复，何礼之循？伏牺、神农教而不诛，黄帝、尧、舜诛而不怒。及至文、武，各当时而立法，因事而制礼。礼法以时而定，制令各顺其宜，兵甲器备，各便其用。几乎全用骈偶排比，琢甸工劲而又长短错落，文气充沛．前几句曾被赵武灵王引用来驳斥保守派（见《战国策-赵策四》）。
为了说明问题，《商君书》偶尔撷取社会生活中某些具体现象作为比喻或例证，都能密切配合本旨，有效地表现其法家的思想观点。如《定分》篇：
法令者，民之命也，为治之本也，所以备民也。为治而去法令，犹欲无饥而去食也．欲无寒而去表也，欲东（而）西行也，其不几亦明矣。一兔走，百人逐之，非以为兔可以分为百，由名分未定也。夫卖兔者满市，而盗不敢取，由名分已定也。故名分未定，尧舜禹汤将如鹜焉而逐之；名分已定，贪盗不取。“逐兔”一例，充分体现了所有权和一切法权在社会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