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类寓言表现庄子对理想盛世、理想人物的热烈追求和礼赞，宣扬他关于无所待的自由思想；标举其超凡脱俗的人格精神。这一类寓言，多带有浓厚的神话色彩。《逍遥游》中的“藐姑射之神”即是一篇神话式的寓言：
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肤若冰雪，绰约若处子。不食五谷，吸风饮露，乘云气，御飞龙，而游乎四海之外，其神凝，使物不疵疠而年谷熟……之人也，物莫之伤，大浸稽天而不溺，大旱金石流土山焦而不热。这个高度理想化的至美神人，不食人间烟火，来去无踪，时隐时现，摆脱了一切尘世的束缚，是庄子超脱世俗的人生观的形象体现，是他绝对自由精神的外化形象。庄子用一种虚幻神秘的笔致勾画神人的形貌，着重渲染他的纯洁、神异、不同流俗，表现出神奇飘逸的特色。《田子方》写列御寇为伯昏无人表演射箭，技艺十分高超，伯昏无人为考验列御寇的精神境界，“登高山，履危石，临百仞之渊，背逡巡，足二分垂在外，揖御寇而进之”。列御寇见状，吓得伏倒在地上，“汗流至踵”。伯昏无人说：“夫至人者，上窥青天，下潜黄泉，挥斥八极，神气不变。今汝怵然有恂目之志，尔于中（指内心）也殆矣夫。”这篇寓言从正反两个方面宣扬忘我的自由境界，认为人一旦有生死之虑、性命之忧，就会受到极大束缚，惟有像至人那样忘我，才可以上天入地、挥斥八极，获得绝对自由。庄子在描写上运用了高度的夸张，把场面渲染得惊心动魄，有很强的感染力。
第三类寓言阐发庄子处世哲学，多以日常生活中的平常事件，借题发挥．寄寓深刻的哲理。这一类寓言数量最多，意义也最复杂。如《养生主》中著名的“庖丁解牛”，写庖丁为文惠君宰牛，动作优美娴熟，刀技精湛，文惠君惊叹不已，于是庖丁大发议论，引出一番宰牛与保养牛刀的宏论。庄子写这个寓言，是以筋骨盘结的牛比喻纷乱复杂的社会，以刀喻人，以刀解牛的过程比喻人在纷乱社会中的处世之径，从而说明养生之道。其中阐发的本是一种混世、游世的消极人生态度，但也透露出在那个黑暗社会里．人们进退维谷、不得不小心翼翼求得生存的真实情境。同时由于庄子能细心观察现实，形象地描绘生活，有时寓言的客观意义与作者的主观意图并不一致。“庖丁解牛”原是讲消极处世哲学的，但客观上却使人们领悟到如何掌握客观规律的问题，从方法论上能给人以启迪。《达生》中“疴偻承蜩”也是如此。孔子与弟子经过树林时，见到疴偻丈人用长竿粘蝉，就像用手拾取一样容易，孔子很惊讶，向他请教。疴偻丈人介绍自己如何经过苦练，使胳膊、身躯“若厥株枸”、“若槁术之枝”，终于进入全神贯注粘蝉的境界。庄子的本意在于表达“用志不分乃凝于神”的修身养生之道，但我们却可以通过疴偻丈人的形象和庄子宛然如真的描写领悟出熟能生巧的道理。《列御寇》中的“朱泙漫学屠龙”则写了一个学屠龙的荒唐故事。朱浮漫为学屠龙的技术，耗尽千金家产，花了三年功夫才把技术学成。但世间本无龙，所以他也就最终没有用武之地。这个寓言旨在说明好高骛远、不安于虚静的境界，将受到天道的惩罚，客观上却阐述了学习要有的放矢、要避免盲目性的问题。
有些虚构的庄子言行的故事，目的仅仅在于表达庄子某一哲学思想，也可以视为寓言。如《山木》中“庄子行于山中”一节：
庄子行于山中，见大木枝叶盛茂，伐木者止其旁而不取也。问其故，曰：“无所可用。”庄子曰：“此木以不材得终其天年。”
夫子出于山，舍于故人之家，故人喜，命竖子杀雁而烹之。竖子请曰：“其一能鸣，其一不能鸣，请奚杀？”主人曰：“杀不能鸣者。”
明日，弟子问庄子曰：“昨日山中之木，以不材得终其天年；今主人之雁，以不材死，先生将何处？”庄子笑曰：“周将处乎材与不材之间。”这个故事的目的在于表明庄子企图在社会夹缝中求生存的游世态度，文笔轻松幽默，只用了富于戏剧性的两个小情节就把庄子的思想表达得生动明白。这类寓言，有些是纯粹为了将抽象的理论化为生动的形象而设的。如《齐物论》中的“庄周梦蝶”，写庄子梦见自己成了蝴蝶，醒来发现自己分明还是庄周，于是就“不知周之梦为蝴蝶与，蝴蝶之梦为周与？”庄子称之为“物化”。这里就是要阐述万物齐一，任何事物的存在都是不真的相对主义理论，但因庄子文笔变幻、构思新奇，甚至能写出诗境来，故很为后人称道。
庄子是文学史上第一位有意大量创作寓言的作家，也是先秦诸子中寓言成就最高的作家。庄子之前的墨子、同时的孟子也都喜欢运用寓言来说明自己的理论，但他们的寓言多是扩大了的比喻，运用的目的仅仅在于为自己的理论找到一个形象化的补充形式，或者说当做论辩的一种工具，在性质上不属于有意识的文学创造。而庄子则注重以寓言本身来说明问题，以寓言特有的功能来寄托一种思想，使自己的理论以寓言的面貌呈现出来，而不仅仅把寓言作为抽象理论的附庸或例证。这是庄子寓言艺术的突出成就之一。由于寓言具有相对独立性，庄子就能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