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平治天下”，但是他认为“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因为“上无道揆”，那么“下无法守”，从而导致“朝不信道，工不信度，君子犯义，小人犯刑”的结果。也就是说，尧舜虽以善政治国，但也应以法治作为辅助。
孟子以为，城郭不完、兵甲不多、田野不辟、货财不聚，都不是国家的灾难。在他看来，“人必自侮．然后人侮之；家必自毁，而后人毁之；国必自伐，而后人伐之”，而“上无札，下无学”这种“自伐”，是导致国家败亡的真正原固。
《离娄》在讨论为君之道的同时还讨论了君臣关系，本篇中记载孟子对齐宣王所说的一段话：“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自然，这种君臣如寇仇的关系，不是正常的君臣关系。
孟子以为“责难于君谓之恭，陈善闭邪谓之敬”，意思是臣下要求君主做到难做到之事（如仁义）才是恭，陈说善道、防止邪道才是敬，否则便是害君。这种君臣关系才是“君臣有义”。
在孟子看来，维系君臣关系并非是单纯的国君委臣下官职、给其田宅，而臣下为国君效力的利益关系，因为两者之间还有一个“情”在内。他曾说，如果大臣确有原因要去其他国家任职，国君应该派人送其离开国境，去国三年不返回，才收回该大臣的田宅；而现在大臣“谏则不行，言则不听，膏泽不下于民”，离开国君而去，而国君却在该大臣“去之日，遂收其田里”，孟子认为这是“寇仇”，“寇仇何服之有？”显然，孟子所说的君臣关系并非后世的“愚忠”，而是建立在一种双向的关系之上，即“君臣有义”。
孟子对士大夫个人的道德修养也十分重视。在《离娄》中，他强调说：“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而“自暴者，不可与有言也；自弃者，不可与有为也。言非礼义，谓之自暴；吾身不能居仁由义，谓之自弃也。仁，人之安宅也；义，人之正路也。旷安宅而弗居，舍正路而不由，哀哉！”因此，他对那些只知为国君聚敛财物之人而不注重道德修养者深恶痛极。《离娄》中记载孔子学生由求担任权臣季氏之宰，“赋粟倍他日”，孔子便说“求非我徒也，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孟子对此大发感叹：“由此观之，君不行仁政而富之，皆弃干孔子者也”，在此基础上，他进一步阐述：“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此所谓率土地而食人肉，罪不容于死。故善战者服上刑，连诸侯者次之，辟草莱、任土地者次之。”也就是说，孟子强调以道德来制服对手，不应该以强力来压服对手。
告子上（节选自《孟子》）
告子曰：“性，犹杞柳也；义，犹桮棬也。以人性为仁义，犹以杞柳为桮棬。”
孟子曰：“子能顺杞柳之性而以为桮棬乎？将戕贼杞柳而后以为桮棬也？如将戕贼杞柳而以为桮棬，则亦将戕贼人以为仁义与？率天下之人而祸仁义者，必子之言麦！”
告子曰：“性犹湍水也，决诸东方则东流，袂诸西方则西流。人性之无分于善不善也，犹水之无分于东西也。”
孟子曰：“水信无分于东西。无分于上下乎？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也。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今夫水，搏而跃之，可使过颡；激而行之，可使在山。是岂水之性哉？其势则然也。人之可使为不善，其性亦犹是也。”
告子曰：“生之谓性。”
孟子曰：“生之谓性也，犹白之谓白与？”曰：“然。”
“白羽之白也，犹白雪之白；白雪之白，犹白玉之白与？”曰：“然。”“然则犬之性，犹牛之性：牛之性，犹人之性与？”
告子曰：“食色，性也。仁，内也，非外也；义，外也，非内也。”
孟子曰：“何以谓仁内义外也？”
曰：“彼长而我长之，非有长于我也；犹彼白而我白之，从其白于外也，故谓之外也。”
曰：“异于白马之白也，无以异于白人之白也；不识长马之长也，无以异于长人之长与？且谓长者义乎？长之者义乎？”
曰：“吾弟则爱之，秦人之弟则不爱也，是以我为悦者也，故谓之内。长楚人之长，亦长吾之长，是以长为悦者也，故谓之外也。”
曰：“耆秦人之炙，无以异于耆吾炙。夫物则亦有然者也，然则耆炙亦有外与？”
孟季子问公都子曰：“何以谓义内也？”
曰：“行吾敬，故谓之内也。”
“乡人长于伯兄一岁，则谁敬？”曰：“敬兄。”
“酌则谁先？”曰：“先酌乡人。”
“所敬在此，所长在彼，果在外，非由内也。”公都子不能答，以告孟子。
孟子曰：“敬叔父乎？敬弟乎？彼将日‘敬叔父’。曰：‘弟为尸，则谁敬？’彼将日‘敬弟。’子曰：‘恶在其敬叔父也？’彼将曰：‘在位故也。’子亦曰：‘在位故也。庸敬在兄，斯须之敬在乡人。…季子闻之曰：“敬叔父则敬，敬弟则敬，果在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