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如，荀子《正论》在谈及当今之世动乱之由时说：
“夫乱今然后反是，上以无法使，下以无度行，知音不得虑，能者不得治，贤者不得使。若是，则上失天性，下失地利，中失人和。故百事废，财物诎，而祸乱起。”这是一段由表及里、逐层推论社会动乱发展过程的精辟论述，先说上至君王，下到百姓，都无视法度，恣意妄为，由此带来了智者、能者和贤者横遭埋没的恶果，进而也就失去了天时、地利与人和这三方面走向兴旺强盛的要素，其结果自然是百事荒废、财物短缺、祸乱四起、险象横生。这段文字的因果推论，逻辑非常缜密，辨析败亡的由来过程逐层深入，理性思考的特征十分鲜明。由于荀子以气运辞，特别是对偶和排比手法兼而用之，便形成了高山飞瀑般的滔滔气势，字里行间对邦国深沉的忧患意识喷薄而出，在理性的推论中融人了忧心如焚的激烈情怀，所以在三个“不得”和三个痛“失”的呼喊声中，既有理性的醒人心智，也有愁情的动人心魄，给人以非常深刻的印象：
总之，《荀子》一书中所体现的学说体系比较完整，不仅在许多重要篇章中都有揭示中心思想的明确标题，而且结构比较严密，文学风格也比较一致。虽然有些地方还保留着一些语录体的痕迹，但基本上反映出作者在著述之前，已经有了比较成熟的著作。与同期其他作品相比，这也同样是一个进步。
《曾子》
《曾子》为曾子及其弟子所作。曾子，名参，字子舆，春秋末期鲁国南武城（今山东平邑）人。先祖为夏朝少康子曲烈后代，曲烈被封于鄫（今山东临邑市西南）。春秋时鄫被莒所灭，鄫世子巫公奔鲁，三传而至曾点（即曾晰）。曾子即为曾点之子，父子二人同受业于孔子。曾子青壮年时参加农事劳作，家庭经济生活不太宽裕，为养活父母曾到莒国去谋求了一个“得粟三秉”的小官。他受业于孔子后学有成就，便收徒讲学。父母死后南游楚国。后齐国欲以为相，楚国欲以为令严，晋国欲以为上卿，但他一概谢绝，专事研习孔子并授徒，终成儒家名师。他性格沉静，忠诚老实，为人谨慎，态度谦逊，鄙薄谄媚，并具勇敢精神。
他修养全面，对仁、义、礼、信等方面，均按孔子思想行事和修养，特别注重“信”的品德教育。他“孝”行突出，既有认识又有行动，深受孔子赞许。
《曾子》一书自秦代以来已亡失了，但《曾子》中的著作言论散见于《说苑》、《列子传》、《搜神论》、《韩非子》、《晏子》、《史记》、《新语》、《中论》、《颜氏家训》等书中，后人对它们加以整理、校刊。今天读到的《曾子》虽然不是《曾子》的本来面目，但它的体制完备，形式和内容上都是成系统的，至少可以窥见原《曾子》的精华部分。
在内容上，《曾子》抓住了儒学的中心内容，对早期儒家中关于政治伦理的内容加以深化，适应了封建宗法社会的需要，作了系统论证。
曾子注重“内省”的修养方法，提出“吾日三省吾身”，认为“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他把个人道德修养提高到政治之本的地位。他继续阐述道：“其本乱而未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薄者厚，未之有也。此谓知本，此谓知之至也。”上自天子下至庶人，各个等级的人虽有贵贱不同，修身为本这一点却不异。只有修身才是本，齐家、治国、平天下虽重要，但对修身来说只是末，因为身不修则家不能齐、国不能治、天下不能平。《曾子》注重自省，要做到“朝有过夕则改”，使天赋的善性实实在在地体现到自己的思想言行中，这就是修身所要达到的境界。
在宗法制度中，基本的关系是父子、兄弟之间的关系，天子与诸侯、诸侯与大夫之间的关系，同时就是父子、兄弟之间的关系。维护这种关系不受破坏，是礼的根本，仁的根本。
《曾子》提出三种不同的孝：大孝、中孝、小孝。他说：“孝有三，大孝尊亲，其次不辱，其下能养。”“孝有三，大孝不匮，中孝用劳，小孝用力。博施备物，可谓不匮矣；尊仁安义，可谓用劳矣，慈爱忘劳，可谓用力矣。”所谓“博施”，即博施天下以仁义，以德教化天下百姓，为天下做出榜样；“备物”，即富有四海，用四海之内的物产来祭祀自己的宗庙。曾子以“博施备物”为“大孝”，显然是一种家天下的观念，为祖宗争得一个天下，显身四海，光宗耀祖，即他所说的“大孝尊亲”。“中孝用劳”，即以勤劳王事，为国家建功立业。但居官理民，要遵循仁义，不杀无罪，不取不义，故能“不辱”其亲。所以，曾子所说的“中孝”指一般士宦，由于他们为士为官尚能清廉自守，故能得到一方百姓的赞美；所谓“小孝用力”，指一般老百姓行孝道，即要恭谨诚实地劳动，勤俭节约，服侍父母，即“慈爱忘劳”，庶人的孝是以敬养父母为特点的，但这“养”不只是给口饭吃。
曾子关于“大孝”、“中孝”、“小孝”的说法不是指“孝”的程度的不同，而是从“孝”的类别的不同上作区分的。若论孝的程度，则从天子到百姓只有敬与不敬、安与不安，久与不久的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