纂成书。所记史事比《春秋》详细生动得多，保存了许多宝贵的史料；不过，记事是片断性的，并不系统完备。《左传》与《国语》平行而稍后，是仿照《春秋》记事次序，博采当时官方史料和许多流传于民间的材料而写成的一部杰出的历史散文著作。全书规模宏大，近二卜万言，内容比《国语》更为广阔繁富，比较系统周详地记录了春秋至战国初二百五十多年各国的政治、外交、军事及社会生活风情。叙事状物、镂刻人物、语言技巧和结构布局都达到相当高的水平，标志着历史散文已臻于成熟。
春秋年到战国初年，“诸子散文”开始崭露头角，出现了《论语》、《老子》、《孙子兵法》等著作。《论语》是孔子的门徒追忆他们与孔子谈话的内容及场面的记录，侧重于社会、伦理及教育学。《老子》是一部哲学著作，论述“道”的属性及人们对“道”应采取的态度。《孙子兵法》则是春秋时代最杰出的军事著作，是探索战略战术原则的兵书。总之，这些著作都侧重于一定的专业，并非纯粹的文学。基本上以语录体、格言体为主要形式，文字简练质朴，篇章短小，长的几百字，短的才几个字。内容多具有哲理性、策略性、警策性，但是论述往往没能充分展开，还带有明显的片断性。说明这时的哲理散文还处于初创阶段。
先秦文学第三阶段为战国中后期。这一时期是先秦文学的大盛时期，著述迭出，名家涌现。在散文方面，哲理散文出现了《墨子》、《孟子》、《庄子》、《萄子》、《韩非子》、《吕氏春秋》等著作；历史散文则有《国策》、《国事》、《事语》、《长书》、《修书》、《短长》，后来到西汉时被刘向合并成《战国策》，又有《逸周书》、《竹书纪年》等书籍。
《墨子》一书的内容比较庞杂，大部分是墨翟与弟子讲学或谈话的记录，有一些是战国初年的原始材料，但其书则是由其门徒或后学在战国中期才辑录而成。重在宣扬墨家的“兼爱”、“非攻”、“节用”等所谓“十大主张”，在一些观点上可以看出与儒家学说的明显对立。《孟子》一书的作者是孟轲及其门人，写于战国中期，主要以多譬善辩的特色表达了孟轲所主张的“仁政”等民本思想。《庄子》一书的出现与《孟子》同时或稍后，是庄周与其门人后学所写作品的合集。以汪洋恣肆、仪态万方的“无端崖之辞”，继承和发挥老子“德”与“道”的学说于极致，形成了诡谲怪异的文章风格，极富浪漫主义的色彩和浓郁的诗情。《荀子》是先秦唯物主义思想家苟况的论文专集，成书于《孟子》、《庄子》之后。苟况以博大而严谨的文辞，阐明了唯物主义的天道观，推出了“礼诗合一”的政治思想体系，并写作了《成相》和《赋篇》等文艺作品。《韩非子》一书是荀子的学生韩非子所著，写成于战国后期。以凌厉峭拔的语言，发挥了商鞅“明法”、申不害“任术”、慎到“乘势”的学说，融汇成一种新颖的具有变革意义的富国强兵理论，是法家学说的集大成专著。《吕氏春秋》是战国后期秦国国相吕不韦主编、由其门客集体撰写的一部杂家著作，兼收并蓄，杂取儒墨道法等各家思想的长处，试图为大一统的封建帝国提供理论依据。
战国中后期，说理散文逐渐成熟。《墨子》、《孟子》、《庄子》的说理散文以论辩体为主要形式，在体制上已具有一定规模，语言生动活泼，表达自由酣畅，虽然还有语录体、对话体的痕迹，但有的篇章已向论说文过渡。而《荀子》、《韩非子》、《吕氏春秋》已是成熟的专题论著了。作者都不再局限于对话体的辩说，而是围绕某一中心进行专门探讨。文章结构严密，讲究逻辑和修辞，反映了先秦说理文的高度成就。
先秦散文著作繁多，还有一些书籍成书经过比较复杂，也有一定的重要性。《管子》是管仲的追随者、崇拜者所辑定的一部著作，其中有春秋时的一些史料，成书也在战国。《晏子春秋》是晏婴的传记资料汇编，其中资料有的来自民间传说，有的则来自春秋和战国中期的史书或私人著作，成书当也在战国。《国策》等书记写并讴歌游说诸侯的纵横家的活动及业绩，当系战国中期以后，出于苏秦张仪的门人宾客及其追随者之手。《礼记》中的某些著名篇章，例如《檀弓》、《礼运》等篇，曾产生广泛的社会影响，原是先秦儒家的论文集，当也成于战国儒者之手。此外，各家著作如《商君书》、《公孙龙子》、《申子》、《慎子》、《周礼》、《逸周书》、《竹书纪年》等，都从不同的视角观察和反映了那个伟大的时代。还有一批著作曾在近代疑古风气下被疑为伪作，如《六韬》、《文子》、《尉缭子》、《尹文子》等等，近期经考古和考辨证明或并非伪书。这些著作中的大多数，也出现于战国中期以后。近年的地下考古获得了丰硕成果，新发现了一批古轶书籍，例如《春秋事语》、《战国纵横家书》、《十六经》、《相马经》以及睡虎地秦简《为吏之道》等，都已被确认为战国时期的著作，并具有一定的文学价值。所有以上这些，反映了战国中后期的著作潮、文化潮，显示了先秦散文的空前繁盛。
战国后期，在南方广袤的楚国，以屈原为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