兰战役，因为他们强烈反对大俄帝国独裁者的专制和压迫。拜仁·莱昂内尔进退维谷。如果他洽谈这笔贷款，那他将被公众指责没有遵守他的承诺，在自己钱袋受影响时就把对人民自由党的尊重置之度外。这么长时间以来积攒的公众的支持和偏爱，将会迅速坍塌并招致一番讥讽和嘲弄。
一旦他疏远了群众，一旦他身负骂名和羞辱，那他很清楚所有成功对抗下议院的机会都将付之东流。但同时他又不想损失这笔交易。毋庸置疑，他对这笔利润巨大的交易很是垂涎。他发觉，俄国政府不止是与他的银行就这一交易进行交涉，而且也和其他的竞争对手沟通过。拜仁·莱昂内尔知道必须立刻做出决策，但却饱受两个完全对立因素的折磨，到底是牺牲他的政治声望还是自己的利益，难以抉择。当最后他终于下决心要接手这笔生意时，却发现由于他的犹豫不决已经丧失了这个机会，另一个更有野心的竞争对手毫无任何顾及，赢得了与俄国政府代表洽谈的机会。这一课让拜仁永生难忘。
拜仁·莱昂内尔的生意生涯没什么曲折复杂的故事，但他的政治仕途就大大不同了，这都归因于他对废除犹太人所受的政治禁锢所做出的伟大和不懈努力。毫无疑问，拜仁·莱昂内尔从不对自己的犹太出身感到羞耻。正如参孙·吉迪恩（Samaon Gideon）一样，他的巨额财富并没有使他背叛自己父亲和祖先所宣誓和追随的教义信条。在所有犹太团体的财富中，他被公认为是先驱和领导者，拜仁·莱昂内尔积极奔走、总是尽己所能，用他的影响力和财富为本族人争取最大的利益和最好的条件。他曾多年来担任大犹太会堂（Great Synagogue）的主席，并且也曾是联合犹太会堂（United Synagogue）委员会的成员。1869年，他奠定了中央犹太会堂（Central Synagogue）的基石。在他去世的那年，1879年，他担任犹太董事会的代表（Jewish Board of Deputies）。和他所有同族人一样，拜仁·莱昂内尔不得不屈居于法律的禁令，即使他在国家危急时给予了很大的帮助，但是犹太人仍然被视为一个边缘种族，无法与他们的基督徒同僚们平起平坐。当通过新法，解除了所有罗马天主教徒们所遭受的国民和政治上的损害，并给予了他们以新教徒同等的权力时，犹太人民中的一些领导者们认为是时候为他们自己争取自由，摆脱一直以来所受的羁绊了。他们认为就像罗马天主教徒一样，他们完全都是品行良好、遵纪守法的公民，在这片自由的国土上，没有理由不让他们享有新教徒和天主教徒们共同拥有的政治和公民特权。但他们几乎没有预料到，在他们前方的将是漫长的抗争，更没料到的是他们的要求在当时的宪法体制下会带来怎样的危险。开明的基督徒们答应了所有要求，并做了更多，他们公布自由条例，积极地消除犹太人的无权利状态。无须赘言，基督教徒显然是受了偏见和长期以来联系在犹太民族身上的污点的影响和蒙蔽。在世纪之初，没有犹太人能担任法官或是任何自治州的州长，这都是由于种族和许多其他障碍的阻挡。但渐渐地，这些阻碍被消除了，至少可以在自治州政府任职了。1837年，大卫·所罗门爵士（Sir David Salomons）被选为伦敦和米德尔塞克斯郡（Middlesex）的州长，但是由于州法的限制，他无法上任。坎贝尔大臣（Lord Campbell）急于安抚民众，他给予他们一点点对内阁来说算不上什么的好处，他签写并递送了一份凭据，使得大卫·所罗门爵士能够顺利上任。但即使这样了，大卫爵士也没能做成市议员，最后林德博斯大臣（Lord Lyndhurst）被迫与1844年更改阻碍他上任的条例。虽然所有进入自治政府的障碍都被清除了，但是犹太人仍然发觉他们要想参与内阁事务困难重重，原因就在于每个成员在获得席位和议会选票之前都需要有一个《断绝宣誓》（Oath of Abjuration）。宣誓中有这么一句“完全忠诚于基督教”，这是任何一个有良知的犹太人都无法复述的。由于势力强大的保守党派（Tory party）占了上议院和下议院的多数席位，因此多年来都没有什么废除犹太人无权力状态的行动，并且所有对此发起的努力都付诸东流，这是由于托利党人对任何形式的改革都充斥着巨大的反感。有这样两个阻碍挡在前面，要想采取行动必定导致失败，遭致强烈的反对和拒绝。
然而，当1847年拜仁·莱昂内尔被选为伦敦商业区的成员之一，并且与约翰·罗素（John Russell）成了同僚时，形势看起来大好。凭借他的显赫身份，以及后来做到了首相的位置，他立刻做出了以下解决方案：“罗斯柴尔德家族努力加入我们的委员会，就是为了用合时宜的方式解决现在困扰他的犹太臣民的公民、政治上的无权状态。”在他的讲说中，言语间都是支持之辞，这位令人尊敬的大臣表明这一权利、政治、种族问题关乎四万多人的群体利益，鉴于他们友爱守序、工作勤恳，没有倾向也没有能力煽动群众暴动去支持他们的争权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