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上一个冬天回过一次家，那时正值一年最冷的时候。我独自走过很多地方，试图尽量唤醒儿时的记忆。我有种此去无回的感觉。我不清楚为什么会有这种感觉。也许我再也不回这个地方，也许我再也回不了这个地方。我路过小学，那里正在施工。起初我以为是学校搞扩建，走近看到工程项目栏上大大的标语“桃源居”。原本相邻的村委会也拆了。可能当官的觉着，周边盖的都是小区，不知道的还以为自己这边是售楼处呢，一点当官的派头都没有。
眼前的残垣断壁让我略为伤感。我想起我在上小学的时候，那时的冬天也有这般寒冷。我们取暖的方式是在教室里生炉子。由于没有暖气片，每个人并不能均等的享受温暖。炉子周边的名额往往给学习最好的学生或是关系户，然后按此标准依次向外分布。在缴纳一定的取暖费后，每天还由当日的值日生带着足够的玉米棒子充当将煤炭引火上身的辅助物。我们是万万不能使用纸张点火的，因为那时候我们普遍认为，大西北的同龄孩子只能在黄土地上写字学习，天寒地冻更是举笔维艰，只好以刀代笔在地上刻字，比较起来，我们将草纸投入火炉是多么的罪恶滔天。
因为我的回来，家里特地买了一个取暖器，此后我妈念叨最多的一句话是：“一小时就是五毛钱”。我家附近没有和我一般大的小孩，这让我妈在我小时候苦于没有比较的对象，但道听途说还是有的，听谁谁说谁谁家的谁谁怎样怎样，然后再对我说，你看谁谁家的谁谁怎样怎样。我想我为什么在这个家里，为何这般生活。假设我爸是县委书记，我的命运又是怎样。也许我现在正坐在咖啡馆落地窗前搅拌杯中的蓝山咖啡听到大本钟的报时适逢一群穿着时尚的英国少女经过，蔚蓝的天，一群白鸽。然而我假设的是我爸的命运，我连自己的命运都改变不了。
我的小学叫北关小学，令人悲观的是，它实在小的可怜。现在它已经没有了。像教育事业这种长远投资，很明显不如房地产来的回报快。很早以前城区是由四个关组成的，按照东西南北划分为西关，北关，大东关和小东关。大东关有个建筑队，我爸就在里面当建筑工人。我那时觉得我爸特了不起，因为他力气很大。可我爸让我好好学习，将来不要像他一样下大力。在当时，大东关和小东关的居民代表了那一部分先富起来的人，年终有福利分红，这让其他地方的人分外眼红。有时我甚至自作主张的想，要是能融入到他们的大集体中，哪怕是小小东关，或是东关的小，都是可以的。那时候愤青这种东西并不是很常见，大家都在忙着吃饱饭。改革开放，思想解放。
作为我的教育启蒙地，北关小学拥有两排教室，一排办公室，且都是瓦房。在教室的西头有一块花圃，其实叫菜圃更合适一些，而所能看到的花也多是菜花。最后就是一个地面用砖铺成且布满鸭屎的篮球场，两边的篮球架都没有了篮筐。这里面的渊源是，曾有一个高中生来学校打篮球，上演双手扣篮，没成想篮筐不牢靠，被其一下扯了下来，尖角扎进肚子，当场痛晕了过去。而出于安全考虑，另一个篮筐随即也被摘掉。
那时候大家都喜欢打乒乓球。在厕所的前面有三个球台，构造非常简单，就是一整块水泥板，至于球网则是用砖垒的。那时候砖真多。乒乓球拍属于公共物品，一人购买，全班使用。而对于好的球拍，我们有一个共同的认识，那就是拍子厚。我们一开始是用写着“邓亚萍”的乒乓球，一个球可以用两天。后来市面上“张怡宁”的球多了起来。我有个同学，特别喜欢张怡宁，每当看见地上有坏掉的张怡宁的球，都会捡起来，剪下上面的“张怡宁”三个字。据说他收集了上百个。我就不喜欢打乒乓球，因为我球技很烂，我更喜欢窝在家里打游戏机。由于常年的坚持不懈，虎口一度磨出了茧子，我对外的说法是，这都是打乒乓球留下的。那时候有一部电影，叫《十三太保》，看得我们热血澎湃。无奈人数实在凑不到，最后组织了一个“五大金刚”。虽然我们号称是流氓团体，可遇到学校里的真痞子就直接撂了。那些我们眼里的痞子，一般留着俊毛，更有甚者将这一撮突出的头发染上杂色，还有一点，就是他们都穿着印有F4头像的T裇。
那时候体罚还非常流行，哪怕是平时对好学生慈眉善目的老师也会在面对坏学生时换成另一幅模样。这个好坏评定的标准完全与学习成绩挂钩。前十名都是好学生，后十名就是坏学生，中间的说好不坏。我的小学数学老师，脾气暴躁，常常拿坏学生出气，可能他怀有大才，无奈只能屈身于一个小学里，大材小用，常常大动肝火。在我上四年级的时候，我们班上来了一位插班生，他爸爸是个大老板。平常我们都是一毛钱一毛钱的花，他却一下子掏出一张十块钱，我们惊为天人，死心塌地地当其小弟。我们都喊他少爷。少爷每天会赏给我们这些小弟们一毛钱，我为此专门算了一笔账，等我小学毕业那将是多大的一笔钱。而我丝毫不觉着低人一等，因为周围和我一样的人还有很多。几个月后，他退学了。我的一个同学说，他爸不是什么大老板，而是放高利贷的，被警察抓了起来。这加深了我的一个认识，就是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