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专门在此禁吸鸦片，如果获得证据，就酬劳你百金。不过，你得替我带路。”仆人答应。到了夜深之时，仆人带千总前往，随从还有几个当兵的到门前，一拥而入，将陈谭捆绑，并带走他的烟灯烟枪。陈谭一到千总衙门，就大笑道：“到了这里很好，我就不走了。”千总问：“你是谁？”陈反问：“难道你不知我是陈谭？”千总道：“咄！现有证据在，你还有什么话说？”陈谭取过枪掷于地，问千总：“你仔细瞧瞧，这个也可以当证据？”千总仔细审视才知道这烟枪是假的根本不能吸食。到了这时，才知道被他骗了，就只好向陈谭说好话，请他回去。陈谭当然不肯，千总没办法，只好付了陈潭一大笔费用，才算把他打发走。
据《清德宗实录》记载，光绪十三年，在正阳门外煤市街一带，就常有聚众斗殴、放洋枪、砍伤人口的事发生。参与这些斗殴的流氓，最著名的是恩瑞，绰号“恩四大王”，还有林世生，绰号“活判官”，而手下的同党则很多。这些流氓，胆大妄为，有时甚至连职官也敢打。如当时有一流氓宋恒，就率领多人，把骁骑校刚魁砍伤二十多处，可以说是凶横至极。
《康熙起居注》记载，康熙二十三年，流氓王进孝指称甄五道、翟应聘等人窝藏罪犯，敲诈银两，后来多次恫吓要挟索取银两，导致翟应聘上吊而死；康熙四十五年，流氓林三假冒九门提督的家人，骗取钱财。
《申报》批露，同治年间，上海有一批无赖匪徒，专拐童男幼女，领到僻静的地方，毁伤孩子的脸，打残他的肢体，想尽各种龌龊的法子，使这些孩子变得肮脏畸形，不堪入目。然后领他们到城市、市场，让他们为自己行乞要钱。明代横行于安徽一带的“乞丐船”，他们的所作所为大致也是如此。
清末，自成都、重庆而下，有一些匪徒专门以拐带妇女为业。这些人交结极为隐秘，而且拐带妇女之术，诡计百出，很容易使人上当受骗。他们每当拐带少妇时，首先是指使团伙内的妇女去执行。这些女拐匪经常骑着驴子，不时在村落之间游弋，看到有村妇骑驴出门，其丈夫若跟在后面，则赶驴向前，故意与村妇并行。随后，与村妇互通姓名，假装献殷勤，而暗地里却紧赶驴子，让其快行，而村妇“不觉而速”。过了一段时间后，其夫就落在后面。女拐匪就假装安慰道：“不用怕！前面有我亲戚，可去小憩，等等他。如果困乏，也可借宿。”于是，就将村妇引到匪所。
一入门，拐妇就躲起来，但见满室都是男子。村妇见状，一定惊慌失措地号哭，于是拐匪就让人将她痛打一顿，并告诉她：“你已经落入我们的陷阱，不依从我们，就打死你。”随后，流氓的同党就将村妇奸污，名之为 “灭耻”。村妇不但受到恐吓，而且失身于人，也就逐渐心灰意冷了。于是，他们就让同党扮成买主，前来买去为妾，然后好言相问，问其从何而来。妇人听后，必然哭泣，并诉告冤苦。此同党就假装目不忍睹，然后退下。接着拐匪又将村妇痛打一顿。慢慢观察，发现她确实已无变志，就又让一匪前来购买，相问如前，如果村妇还诉冤，就再痛打一顿。如此三四次后，村妇就不敢再说了，然后才将她带到市镇上卖掉。
康熙三十年张秋镇，有一个妇女，30多岁，雇驴到兖州探亲，驴主人驾驴同行。到了中途，问驴夫：“娶妻了吗？”驴夫问答：“还没有。”妇道:“我刚好也新守寡，想和你结为夫妇。”驴夫大喜。到了兖州，对驴夫说：“我母家很有钱，你的衣服破烂成这样，不方便在一起呀。”说完，给驴人十两银子，让他到缎铺买缎。买回后，此妇偷偷将缎烧了几个洞，然后怒道：“你怎么买回来如此破缎？吃完饭后，去换好缎。”此时，妇人已借机偷偷置毒于饭中。驴夫吃过饭后，就一同到缎铺，争论之际，驴夫毒发而死。此妇就以缎铺杀人之罪，打算鸣官告理。缎铺老板无奈，只好拿五百两银子贿赂此妇，妇人拿到银子，扬长而去。
“贼开花”
据《竹叶亭杂记》记载，清代的四川有一种流行甚广的陋规，名叫“贼开花”。每当民间发生盗窃案件，州县地方官接到报案后，官吏衙役不作任何调查，先把被盗人家周围的富户指为窝赃户。既然认定嫌疑犯是官吏们的合法权力，关押嫌疑犯也是他们的合法权力，他们这么做当然没什么风险。那些被指为窝赃户的人家也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家里无人作官，没有后台。于是官府放心大胆地把他们拘押起来敲诈勒索，每报一案，往往牵连数家，“贼开花”由此得名。那些被指为窝赃的富户，特别害怕坐牢，只能自认倒霉，拿出大把的钱来贿赂官吏，打点差役。官吏捞足了钱，才把这些富户放出来，并宣布他们没有窝赃。在术语里这叫“洗贼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