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阳高县有个叫黄升的人，无辜被牵连入狱。衙役的快班头子史湘泉把他关在班房里，故意用链子把他锁在尿缸旁边，那根链子一头套在脖子上，一头绕在栅栏上。链子收得很紧，让他无法坐下，就这样拘了大半天。直到掌灯时分，史湘泉出来与黄升讲价钱了。“你想舒服，却也容易，里边屋里，有高铺，有桌子，要吃什么有什么。但是那个屋可是不容易住的。”黄升问他怎的，史湘泉说：“进这屋有一定价钱。先花五十吊（按粮价折算，每吊钱至少相当于六十元人民币），方许进这屋；再花三十吊，去掉链子；再花二十吊，可以地下打铺；要高铺又得三十吊，倘若吃鸦片烟，你自己带来也好，我们代办也好，开一回灯，五吊。如果天天开，拿一百吊包掉也好。其余吃菜吃饭，都有价钱，长包也好，吃一顿算一顿也好。”
这位黄升偏偏身上没有带钱，史湘泉一怒，将他送入一道栅栏门，里边的犯人又让他掏钱孝敬，黄升拿不出来，众人便一拥而上，将他打了个半死，又罚站了一夜。
即将处决的死刑犯应该是最难敲诈的了，但是吏胥们依然有办法，他们可以在行刑和捆绑的方式上做交易。
据方苞记载，即将执行死刑的时候，行刑者先在门外等候，让他的同伙入狱谈判，索要财物。当时的术语叫“斯罗”。如果犯人富裕，就找他们的亲戚谈。如果犯人穷，就找他们本人谈。他们对凌迟处死的犯人说：顺我，就先刺心，否则把你胳膊腿都卸光了，心还不死。对绞刑犯则说：顺我，一上来就让你断气。否则就缢你三次，再加上别的手段，然后才让你死。如此这般，一般能从富裕者那里敲出数十两甚至上百两银子，从贫穷者那里也能把衣服行李敲干净。完全敲不出来的，就按照事先威胁的办法痛加折磨。
负责捆犯人的也这样。方苞说，不贿赂他，在捆缚时就先将其筋骨扭断。每年宣判的时候，死刑和死缓犯一概捆缚，押赴刑场待命，被处决的有十之三四，活下来的要几个月才能将捆伤养好。有的人会落下终身残疾。
方苞曾经问一个老胥，说你们无非想要点东西，又没有什么仇，实在没东西，最后也别那么折磨人家，这不是积德行善的好事吗？老胥回答说：这是“立法”，目的是警告旁人和后人。不这样做，别人就会心存侥幸。
皇宫里的“宝贝”
太后宫内的总管首领、妈妈、宫女，平日受太后的严厉训练，即使安德海、李莲英等，也是打出来的，其他人可想而知。太后宫几乎天天有打人声。御前的首领、小太监和妈妈、宫女等殿上的近御者，屁股上常绑一块橡皮，以防重杖，其皮名叫宝贝。
清代方苞《狱中杂记》中曾记载他在刑部监狱中亲眼看见的一件事：有三个犯人遭受同样的杖刑，为了少吃点苦头，他们事前都贿赂了行杖的差役。第一个犯人送了三十两银子，被稍微打伤一点骨头，养了一个月的伤；第二个犯人送了一倍的银子，只打伤一点皮肉，不到一个月就好了；第三个犯人给了一百八十两银子，受刑后当晚就步履如常了。
清代大学问家俞樾在《右台仙馆笔记》中也记载了这样的嘴脸：他正与几个人聊天喝酒，忽然听到旁边的县衙内传来打犯人的声音，仔细一听竟是一名女子。这几个人一听非常兴奋，就拉他一块去看热闹，俞樾危坐不起，大伙都笑他说：“有这样好的热闹都不看，你真是迂腐！”结果到那里一看，这次行刑并非打屁股，而是打嘴巴。于是，看客们大失所望，悻悻而归。
大清禁赌
赌博在中国可以算是历史悠久了。早在三千五百年以前的夏朝，就已经出现了最早的赌博游戏——六博。到秦汉时期赌博的种类逐渐增多。而到了唐宋时期，赌博现象几乎深入社会各个阶层。由于赌博造成了社会风气的急剧败坏，增加了社会动荡不安的因素，所以中国历代的政府都不遗余力地禁赌，颁发了一系列禁赌措施。由于社会上重利、奢靡的世风，晚清时期赌博之风猖獗。鸦片战争之后，一些西洋赌术传入中国，尤其是中国的赌博活动五花八门、纷繁庞杂，赌博已经成为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
有一个故事，讲李某，缙云县令，嗜好赌博。当他病重即将去世的时候还用手臂敲打床沿，嘴里则发出赌博时的呼喊声。家人哭着劝他说：“你都病成这样还如此地气喘劳神的，何苦呢！”李某说：“我有几个赌友，就站在我的床前，你们只是看不到罢了，他们来邀我，我怎么能拒绝呢？”说完就昏迷过去。等一会儿，又苏醒过来，向家人伸着手喊：“快替我还赌债！”家人忙问怎么回事，李某回答说：“我刚才到了阴间，和一群小鬼赌了几把，结果输了。小鬼说如果我还上了赌债，就放我回阳间。”家人听他如此说，就赶紧烧了很多的纸钱。可是李某竟在此际闭上眼睛死去了。
明朝末期盛行一种叫“马吊”的游戏（即今天的麻将）人称“亡国之戏”。到了清朝，清代的皇帝鉴于明朝灭亡的教训，在诸多方面整纲肃纪，同时也严禁赌博，尤其以康熙、雍正两朝最为严厉。康熙在即位之初就把赌博作为大禁。史料记载，当时那些整天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