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县人武部部长谷庭德，是曾经参加过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老干部，随刘邓大军来到了大西南。到稻城以后，这个朴素憨直的北方汉子，每到春天，便会扛着锄头、背着水壶到城郊的河滩地挖坑种树，一年又一年，从来也没有中止。几十年过去了，谷庭德从一个风华正茂的小伙子变成了两鬓斑白的老人，但他亲手种下的杨树却生机勃勃，走近稻城，老远便可以看见河滩上这一片美丽的绿阴。老人退休了，离开了稻城，但每年春天，他的儿子又开始在河滩上种树了……
1998年春天造林季节时，藏族老人达瓦泽仁带着儿子丁真上山参加造林，县林业局领导看见老人已经60多岁而且体弱多病，便对他说：“老大爷，山上条件很差，让儿子留下，您下山回家吧。”老大爷固执地摇了摇头，语气坚决地说：“我不走，我老了，可是我要给孙子们留下一点东西！”从此，父子俩便在山上临时搭起的窝棚里，白天上山种树，晚上合衣睡在地上……两个多月过去了，拉树苗时，在崎岖的山路上拖拉机翻了车，丁真的手指被压断了好几根，但这个20多岁的藏族青年咬着牙没有叫一声，只简单地包扎一下，服了点药后仍然继续劳动……高海拔地区寒冷的气候、艰苦的生活条件终于让年老体弱的达瓦泽仁病倒了，而且和许多高原人一样，迅速被病魔夺去了生命。望着悲痛欲绝的儿子，县林业局领导歉疚地说：“你不要再干了，赶快下山吧，这里条件实在太艰苦了……”但是，这个年轻人却和父亲一样地执拗，他眼睛里闪着泪花，坚决地摇了摇头：“不行，我不能走！这片树林里有我和爸爸流下的鲜血，我得看着它长大，不然对不起我的爸爸……”以后，他果真一直住在山上，守护着这片幼小的树林……
1993年3月，为了解决造林的水源问题，县林业局副局长公纠，这位身高1.84米漂亮健壮的康巴汉子，带着林业工人们上山修建引水渠。3月的高原不是“春寒料峭”而是冰雪遍地，朔风怒吼，气温仍然在零下，在家里守着火炉还会感到刺骨的寒意，但他和工人们每天一干就是10多个小时，中午只能就着开水啃几口冻得像石头一样的馒头。一个月后，公纠铁打一样的身躯也出毛病了，不但胃部经常痉孪，疼痛得额头冒出一阵阵冷汗，而且经常鼻部大出血，鲜血染红了衣衫，一滴滴地落在雪原上……但他却一直没有离开工地，坚持参加了从放线打点到栽植灌水的全部工作。他对劝他休息的同事们说：“灌溉问题一直是稻城二级阶地造林的一道难关。我守在这里，出现问题才好及时处理。”这一年造林的成活率达到了93%，但是，公纠的身上却留下了胃溃疡、鼻窦炎等多种疾病。
类似这样故事，在稻城人中还有很多很多。正如稻城人所说，他们正用血和汗重塑高原新的生态环境。
1998年8月底，四川省在全国率先下达了对森林的“禁伐令”并开展了天然林保护工程，稻城人得到了巨大的鼓舞，在国家的支持下，稻城的造林工作有了更大的发展。1998年到2001年，全县共造林4.4万多亩，封山育林16万多亩，超过了过去十几年的总和。如今，雄心勃勃的稻城人又提出了新的奋斗目标：力争到2010年实现全县基本绿化，在此基础上不懈努力，使雪域高原实现山绿水清、林茂果香。
抵达稻城的当天，我便提出来希望到造林现场进行采访，我知道，6月底已经是高原造林的尾声，不去现场，就会错过这一次难得的机会了。
上午还是阳光普照，下午却下起了雨，“桑塔纳”轿车在泥泞而陡峭的山路上颠颠簸簸地爬行，司机透过雨幕望着弯弯曲曲的山路，终于提出了抗议：“这种路我不敢走，你们要去，得另外换车！”
于是我们又换了一辆破旧的北京吉普，但是司机上去开了两下后说车太坏，路太滑，怕出事，不敢开，便停了下来。
雨越下越大了，云雾中隐隐约约地看见山上仍然在坚持工作的人们。一辆拉树苗的“小四轮”驶过路边，同行的县林业局副局长李健招手让它停下，让上面的两位青年人接受我的采访。
这是两个英俊的藏族小伙子，满身泥泞，满头漂亮的卷发，一位名刀登，一位名丁真多吉，当地人，二十一二岁，中专毕业，父亲都是县干部。他们挤坐在破吉普车上接受了我的采访。
刀登开朗地笑着告诉我：“造林人喜欢下雨的日子，这种天气种村，树容易成活，因此，越是下雨，大家干得越是起劲。”丁真多吉说：“我们4月份就上了山，8个人，6月又上来了12个人。我们在山上已经住了三个来月，没有星期天，连‘五一’都没休息——季节不等人呀！刚上来的时候，山上还在下雪，风也很大，帐篷里很冷……”
原来，由于资金困难，他们住的只是绿色帆布单帐篷，我知道，这种帐篷是根本无法抵御高原的严寒的。
我问他们：“你们一天的工作量有多大？伙食怎么样？吃得好吗？”
他们对视着眼睛里闪烁着调皮的亮光，黝黑的脸上露出雪白的牙齿，笑了笑，最后还是刀登回答道：“每天早上8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