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长江上游发生特大洪灾后，社会反映强烈，保护长江流域的呼声高涨，许多专家在媒体上警告“长江有变成第二条黄河的危险”，新闻界呼吁“赶快抢救长江”，国际友人也指出长江“流的不是泥沙，而是中华民族的血液”……四川省委、省政府第一次召开了全省县长会议研究林业问题。1982年省计委、科委、农办、林业厅向中央有关部门正式呈报了《关于拟将营造我省长江上游防护林工程列为国家重点建设项目的请示》。但由于国家财力等原因，这个工程到1989年才正式启动。
20世纪80年代中期，四川森工企业“两危”的局面更加突出，24个重点采伐企业中，竟有12个企业资源枯竭或接近枯竭，其中阿坝林区出现全行业亏损，人员过剩1.6万人。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曾亲自视察了阿坝林区，国务院也决定在“七五”期间调减森林过伐量，并在相当长的时期内，适当增加对林业的投入，支持林业部门跨行业经营。
到1990年，四川全省森工企业通过各种方式已转产安置了1.3万人，但随着森林资源危机日趋严重，更有2.8万人急待转产安置。省政府多次召开会议，省长张皓若亲自主持研究森工问题，采取各种措施终于解决了这部分职工的安置。但是以后由于森林资源枯竭，森工企业亏损面不断扩大，拖欠职工工资和离退休费的问题便越来越严重，离退休人员拿不到离退休费，生活极度困难，便不断到省静坐、上访。四川省多次向中央汇报，在中央的指示下，省林业厅和省林业勘察设计院于1997年6月提出了《四川省国有天然林资源保护工程规划》。规划中再次明确提出，必须大幅度调减天然林采伐量，把人员分流到管护森林和营林造林上来。
但是由于各种原因，这个规划的真正实施却是1998年之后。
1996年10月中旬，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朱镕基到四川攀西地区视察，当看到金沙江河谷的荒山秃岭和从金沙江、雅砻江上漂流而下的根根木材时，他紧皱眉头，对四川省委书记谢世杰、省长宋宝瑞以及攀枝花市领导说：“要少砍树，多栽树”，“把森老虎请下山……”
几天后在成都谢世杰和宋宝瑞向朱镕基汇报全川工作时，谈到了森工面临的严峻局面，并请求国家给予支持，让砍树人变成栽树人。朱镕基当即表态：“对四川提出的意见我支持，由国家计委、林业部牵头，进行调查研究，原则是少砍树，多栽树，把森老虎请下山。该花的钱要花，要注意保护环境，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国家计委、林业部调查后拿出方案来，给国务院汇报，要把解决四川森工问题作为全国的试点。”
按照朱镕基的指示，林业部和国家计委迅速派出工作组到四川和云南进行调查研究，1997年元月即对解决四川森工企业减产转产及人员分流等问题提出了四条措施。包括下决心从根本上扭转资源过伐局面，调减采伐量，将14个资源枯竭的重点森工企业全部转为营林事业局；妥善解决减产后富余职工的分流工作；切实解决好离退休职工的社会保险问题；以“三州一市”（甘孜、阿坝、凉山三州及攀枝花市）为重点，加大生态建设步伐，将区域内的1400万亩（约93万公顷）宜林荒山荒地全部绿化。
采取这些措施后，估计可以初步扭转四川森工企业长期以来的“两危”局面，同时，区域内的生态环境将显著改善，“三州一市”森林覆盖率将由22%提高到36.8%，每年将减少水土流失60%，进入长江的泥沙将减少1.6亿吨。
国家林业部请求中央对这些措施从资金上予以支持，并且启动“大江大河源头天然林保护工程”。
和四川省生态恶化南北对应的是陕西省榆林等地区经过长期治理后，生态状况有了好转。1997年6月，国务院副总理姜春云率队到榆林、延安等地区进行了调查，并给中央写出了《关于陕北地区治理水土流失，建设生态农业的调查报告》，江泽民总书记在报告上写下了这样的批示：
看了这个调查报告，感到很高兴。陕北地区治理水土流失，改善生态环境的措施和经验是好的。我国是一个有几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包括甘肃、陕西在内的黄河流域，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主要发祥地。陕西曾经是周、秦、汉、唐等十三个王朝的建都之地，在古代历史上相当长的时期内，陕西、甘肃等西北地区，曾经是植被良好的繁荣富庶之地，所谓“山林川谷美，天材之得多”就是古来描绘陕西一带的自然风物的。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中描述盛唐时期陕、甘的发展情景是“闾阎相望，桑麻翳野，天下称富庶者无如陇右。”后来由于历经战乱的破坏，加上自然灾害和滥砍滥伐造成的损失，导致了陕、甘等西北地区的严重沙化、荒漠化，经济文化的发展也因此受到极大制约。历史遗留下来的这种恶劣的生态环境，要靠我们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发扬艰苦创业的精神，齐心协力地大抓植树造林，绿化荒漠，建设生态农业去加以根本的改观。经过一代一代人长期地、持续地奋斗，再造一个山川秀美的西北地区，应该是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