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民族还提倡，一个人活着时固然要多做善事，死后也仍然要尽可能作出奉献，“天葬”的习俗即是这种心理的表现。死者的遗体要全部喂给鹫鹰，剩下的一点点残骨和头发也要揀起来烧成灰撒向草原。“赤条条来去无牵挂”，随着血肉之躯全部还原于大自然，人的灵魂也就到了天堂的极乐世界……
人的活动是造成环境灾难的巨大因素，人口的过量增长必然会造成生态环境的失衡。在人口控制方面，藏族人民有一个特殊的做法：自古以来只要家里有三个孩子，其中一个便要出家为僧（尼），僧尼是不允许结婚的，于是这个家族的人口增长数量便减少了三分之一。此外，再加上高寒、高海拔、严酷的环境等因素，人口的增长便缓慢下来。当然，出家为僧的初衷并不是为了控制人口，但客观上却起到了控制人口的功效。
总之，正如青海省民委多才旦先生所说：“藏民族没有故作深沉的思想，没有过分强烈的自我意识。这也许是藏民族的经济发展虽然缓慢而精神并不空虚，生活水平虽然低下但自然环境并没有受到大的破坏的原因之一。”
在藏区考察时，有几件小事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一件是离开“跑马溜溜的”康定，翻过海拔4300米的折多山后我来到了甘孜州的草原上，使我感到特别有趣的是，我第一次看到，所有的动物竟全不害怕人们和汽车，它们或单独或三五成群地在路边、在路中央潇洒地大摇大摆地站着、卧着，对司机的喇叭声完全置之不理，有的斜睨眼睛瞟瞟我们，有的却连眼睛也懒得睁开。于是，司机不得不扭动方向盘，绕开它们走。特别有意思的是一条小花狗，一直伸出两条前腿横躺在公路的正中，司机对着它按按喇叭，它竟很不高兴地昂起头来对着汽车“汪汪”大叫，惹得我忍不住笑了。
当地人告诉我，这些动物外号是“高原警察”，一遇到它们，所有的司机都会小心翼翼地停车。在高原上，从来没有一个司机会伤害这些动物……
另一件是，在道孚县考察时，我发现活跃而豪爽的司机尔金不愿吃鱼，特别是望见一大盘小鱼时，他更会苦着脸，皱着眉头从不动箸。我问他为什么，他回答我：“吃一条大鱼只伤害了一条生命，但是一大盘小鱼呢？是多少条生命啊！”
听了他的话，我的筷子在半空中僵住了……从此我才明白，为什么在高原明澈的湖泊里，会保留下来那么多自由自在的鱼儿。
还有一件是，在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炉霍县考察期间，我结识了另一位藏族青年司机赤勒。赤勒和道孚县的尔金从长相到性格都完全不同。高大的尔金爱说话、爱开玩笑，一上车几乎从来没有闭过嘴；而个子不高的赤勒却沉默寡言，只默默地做好自己应该做的一切，一整天难得说上两句话。有一次，我们的车正在疾驶时，突然从窗外飞进来一只蚊子，赤勒一伸左手抓住了它，但过了一会儿又把手伸到窗外把这只蚊子放了……看见这有趣的细节我便笑着问道：“为啥要放了它，你不愿杀生是不是？”赤勒仍然没有说话，只略带腼腆地点了点头。
面对这样的民族，我陡然对自己民族的残忍和凶暴感到羞愧了。
后来，赤勒开车翻过海拔5000多米的雀儿山送我到德格县去，他的全家——包括岳母、弟弟、妻子和襁褓中的儿子全都同行，原因是德格县有著名的、藏区最大的印经院，这是藏传佛教的“圣地”，他们全家利用这次机会朝圣。在雀儿山下，我们碰到了三群磕着长头到拉萨去朝圣的人，里面还有女人。他（她）们面庞黧黑，满面满身都是尘土，手上戴着皮套和木板，皮袄上套着生牛皮制成的长围裙。皮套和围裙已经磨光，脚上的胶鞋早已磨破，有的人额头和手臂上都磨出了干茧，干茧上又渗出了鲜血，但神情在肃穆中却透出了满足和快乐。当赤勒一家和他们攀谈时，他们的微笑简直像灿烂的阳光……他们每前进一步便先合掌举过头顶，然后手掌降到鼻尖、胸口，身体前扑，全身匍匐在地，划一个记号，起身，跨两步到划记号的地方，再合掌举过头顶，再向前扑……随着周而复始的动作，雪原上响起了木板叩击在冻土上“达达”的声音，虽然单调但极清脆，似乎在叩击每个人的灵魂……
通过赤勒的询问，我知道了他们是从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出发的，每天前进不到10公里，单炉霍到雀儿山下280公里便走了一个多月，走到拉萨可能得两年多。
想到他们马上要磕着长头匍匐着翻越陡峭的、终年积雪、空气极为稀薄的雀儿山，我感到不寒而栗了。
向他们捐了一点钱表示心意后，我又为他们照了相，他们笑着祝我“一路平安”。
听说在朝圣中，不少人把自己的躯体永远留在了半道的雪原上，但是他们认为，这也是一种幸福，因为自己死去时能带走人间的全部苦难，让所有活着的人幸福吉祥。
面对这种虔诚的苦行，这种百折不回、生死置之度外的精神，这种大慈大悲对众生的终极关怀，我们能说些什么呢？
在参观和朝拜印经院时，赤勒自己掏钱为我们每个人准备了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