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桥日记》涉及林徽因本人的私生活，她不愿意落人其他人手中，其心情可以理解。但凌叔华是受徐志摩委托，“依照这些资料来做传记”，也有可以不给的道理。至于为何日记中少了一部分，凌叔华没必要故意藏着，很有可能是陆小曼曾看见烧了。徐志摩曾给林徽因写信说“有些日记书信，被小曼烧了”——很难确定这被烧的部分有没有林徽因想看的那几页。林徽因率性强势，凌叔华娴静温柔，两者相碰，输家必定是凌叔华，凌叔华后来叹息：“此事以后希望能如一朵乌云飞过清溪，彼此不留影子才好。否则怎样对得住那个爱和谐的长眼人（徐志摩）”！虽然此事让凌叔华一度对胡适很不满，后来二人还是言和。凌叔华一直关心着陆小曼，给胡适写信道：“她的过去使大家不满的，我觉得不是罪恶，乃是习惯与环境。莲花叶梗上有一层薄刺，方不染污泥，若使梅菊放在泥塘里，包管亦变成泥猪，那些清雅的号，绝不会落到他们头上来。”徐志摩去世后，陆小曼的衣食来源几近断绝，多亏凌叔华从中沟通，徐父才答应给些资助。
·躲不开的崇拜者·
陈西滢与凌叔华得女小滢后，武汉大学新校址在东湖之畔的珞珈山落成，夫妻二人移居东湖边的“双佳楼”。湖光山色，赏心悦目，与袁昌英、苏雪林书画往来，自是惬意，凌叔华的心境渐渐开朗，生活圈子也逐渐开阔，她在给胡适的信中说：“这两三年我脚没有停过，我的耳目不在城里在乡里，我比我们的朋友多认识一些真的中国人，他们是平凡穷困的人。”无论合潮流与否，文学界始终未曾轻视凌叔华。陈西滢担任武大文学院院长时，恪守西方规矩不让自己的妻子担任教授，凌叔华很烦，1935年2月，《武汉日报》社聘请凌叔华创办《现代文芝》副刊，凌欣然应约，在发刊词中写道：“若其让文化永落人后，岂非像蜡制人体模型一样，虽然具有美丽的躯壳而缺少灵魂吗？……我们把这片沙漠造成锦天绣地的乐园吧。”
《现代文艺》风格清丽，沈从文、朱光潜、朱湘、卞之琳、胡适、戴望舒等人均为其撰稿——仅仅看这些大腕的名字，不难判断其办刊宗旨。
陈小滢回忆：那时候母亲仍然继续着她的文学创作，对女性问题的关注，一直是母亲写作的要旨。所以她的小说一直被视为“闺秀文学”的范畴，在那个一要救亡，二要革命的时代，显得格格不入。她的好朋友苏雪林曾经写文章为她辩护：“她现在文坛的声誉反不如那些毫无实学只以善喊革命口号为能的作家们之啧啧人口。”但显然，她的那些太过生活、太过女性的写作，是不符合当时潮流的。就在凌叔华执掌《现代文艺》的时候，一个年轻的英国诗人朱利安·贝尔闯进了她的生活。贝尔的母亲是著名画家，姨妈则是英国现代文学大师、著名小说家弗吉尼亚·伍尔夫。
滑稽的是，贝尔的父母各自有公开的情人。
贝尔是陈西滢聘到武大教英国文学的，当时武大内能流利讲英文的不多，凌叔华是佼佼者，而且以院长夫人的身份照顾贝尔很多。陈西滢忙于校务，不想贝尔爱上了自己的妻子。
贝尔虽然比凌叔华小7岁，但一样擅长文学、绘画，二者兴趣相投，交情密切，朱利安那时候每个星期给母亲写一封长信，说自己无可救药地爱上了一个中国才女。
凌叔华因而也与弗吉尼亚·伍尔夫经常通信，凌叔华回忆说：“我接受她的建议，开始用英文写自己的生平，写好一篇就寄一篇给她……”
究竟二人发展到什么程度，均不得而知。后来绯闻在武大传得沸沸扬扬，贝尔最后因舆论压力，悻悻然离职回国。也许中国之行深深伤了英国诗人的心，他随后赴西班牙参加内战。在马德里守卫战中，29岁的贝尔牺牲。
凌叔华没对这段感情留下只言片语，她的女儿多年后在伦敦看到一本朱利安·贝尔的英文传记，发现了有关凌叔华的故事，很惊讶，回国后问父亲：“这是真的吗？”陈西滢沉默片刻，说：“是。”陈小滢又问发生了这么多事情之后，你们为什么仍然在一起，陈西滢淡然道：“她是才女，她有她的才华。”
陈小滢说父母的结合很可能后来没了爱，但感情还在。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武大由武昌珞珈山迁往四川乐山，凌叔华一家颠沛流离到了大后方。
战争年代的生活条件相当艰苦，婆婆和大姑子也与陈西滢一家住在一起，五口人全靠陈养活，学校还经常发不出工资。凌叔华本是大家闺秀，自幼就有人伺候，哪里受过这种苦？因此婆媳、姑嫂间时常有矛盾。
在偏僻的小县城，凌叔华相当烦闷，已经没了心思去写闺房小姐、富家太太的生活，她给伍尔夫写信诉说自己的苦恼，伍尔夫回信极力鼓励凌写自传“自由地写，不要顾忌英文里的中国味儿。事实上，我建议你在形式和意蕴上写得贴近中国。生活、房子、家具，凡你喜欢的，写得愈细愈好，只当是写给中国读者的。然后，再就英文文法稍加润色，我想一定可以既保持中国味道，又能使英国人觉得新奇、好懂。”
从此，凌叔华开始了《古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