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叔华是内敛温润型，既不像林徽因直率任性，又不像陆小曼活泼明艳，与徐志摩的炽热癫狂虽有交点，却无法融合。再说陈西滢，“西滢”其实是笔名，这哥们儿原名陈源，字通伯（注意，不是伯通），1896年生于江苏无锡，比徐志摩大一岁。据说家里穷得叮当响，自幼发愤读书，初中毕业后在表舅、国民党元老吴稚晖的支持下赴英国求学，读完高中考入爱丁堡大学，后考入伦敦大学读政治经济学博士。陈小滢回忆父亲时写道“他在英国读书时，常常没钱吃饭，后来得了严重的胃病，就是当时饿出来的。”博士毕业后，陈西滢应蔡元培之聘，到北大英文系当教授，时年26岁。徐志摩的父亲是硖石缙绅，留学英伦自然不缺银子花，但徐诗人是从美国跑到伦敦去的，而且没捞到博士学位，他与陈西滢在伦敦大学相识后一直关系不错，估计陈才子经常找徐诗人蹭饭。徐志摩回国一年后才由胡适推荐到北大英文系当教授，那时陈西滢已经是系主任。
新月社聚会的时候，陈西滢也欣然加入。后来陈觉得新月社天天吟诗作赋也没多大意思，不如弄个杂文期刊，胡适和徐志摩支持老友，1924年底，北大《现代评论》创刊，“新月”与“现代评论社”属于一套领导班子，两帮人马，但热衷于《现代评论》的还有王世杰、高一涵、燕树棠、彭浩徐等人。陈西滢时评信手拈来，嬉笑怒骂皆成文章，颇有影响，也正是因为他口无遮拦、批评学生运动过激，与鲁迅结下梁子，后来被当成了反动靶子，福兮祸兮，不好评价。
陈西滢和徐志摩均是教授，凌叔华是学生，但年纪相差仅仅两三岁，发生师生恋也就不足为奇了。徐志摩当凌叔华是知己，到欧洲散心将自己心爱的八宝箱交付给她保存。
徐走后，陈、凌二人间羞答答的玫瑰也在静悄悄地开，一千朋友都蒙在鼓里，一来两人均安静闲适，不喜张扬，二来陈是凤凰男，凌是富家女，凌福彭老爷子思想陈旧，总想着给女儿找个门当户对的好人家。
直到1926年凌叔华从北大毕业，两人谈了两年后，陈西滢才鼓起勇气委托几个前辈上门替自己“美言”，丝毫不敢说是提亲，凌叔华也动员了自己的几位老师。
凌福彭不傻，见老友们上门个个东扯西拉最后的落脚点都是“陈源这孩子不错，青年才俊啊”，猜出女儿外向，摇头微笑答应了亲事，还给了28套房子作为嫁妆——均在北平繁华地段，可见凌家财势之大。
凌叔华想请胡适做证婚人，在婚前写给胡适的信中写道：“在这麻木污恶的环境中，有一事还是告慰，想通伯已经跟你说了吧？……通伯头脑清晰，理解迅速，观察准确，是许多人不及的。……适之，我们该好好谢你才是。”
陈、凌两人成婚时，胡适的证婚词是：“中国夫妇只知相敬而不言相爱，外国夫妇只言相爱而不知相敬，陈君与凌女士如能相敬又能相爱，则婚姻目的始得完成。”婚礼席未终，新夫妇双双潜去，“不知所之，似为避友人闹洞房也”。
·不敌林徽因·
国民党北伐成功后，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北洋混战局面结束，接着蒋介石对共产党人大开杀戒，左翼作家联盟以笔当枪相抗。当局为了控制舆论，对左联鲁迅、闻一多等人严厉查封，同时也想将比较温和的胡适、陈西滢、王世杰等人招到麾下。
1928年3月，新月社众人在上海弄了《新月》杂志，徐志摩主编，梁实秋、沈从文、潘公旦等人人盟，凌叔华时常发些小说，如《疯了的诗人》、《送车》、《搬家》、《凤凰》等，被称为“新月圣手”。
对于新月派，历史定论是“在思想上和组织上都表现了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特点”。《新月》有的文章否定共产主义学说，把共产党和国民党视为“一丘之貉”，也曾开展关于“人权与约法问题”的讨论，批评国民党的“一党独裁”，要求“取消对言论自由的压迫”，其“立场不坚定”，从而导致该派许多人淹没在历史尘埃中。
10月，陈西滢应老友王世杰邀请到武汉大学任教，后接任闻一多文学院院长之职，凌叔华一同前往。
凌叔华当时并不喜欢武汉，给胡适的信中提到“武汉三镇竞像一片沙漠似的，看不见一块绿洲，一泓清泉，可以供人生道途上倦客片时的休息。”而丈夫忙于工作，她甚至找不到可以谈心的人，很烦闷。据其女儿陈小滢说：“母亲凌叔华是一个十分内向的女人，自己的事一向不对人说，这大概与她出身大家族，兄弟姐妹众多，她自己排行第十有点关系。”“父亲内敛寡言，在好多问题上两人缺少沟通，好在父亲是个老好人，宽怀大度。”
不久另外两才女到武大任教，凌叔华的生活靓丽了许多，一位是袁昌英（英国爱丁堡大文学硕士，长于戏剧），另一位是苏雪林（曾留学法国，擅绘画、考据，以《绿天》、《棘心》蜚声文坛）。三人相交密切，并称“珞珈三杰”。
1931年徐志摩去世，凌叔华因八宝箱一事与林徽因、陆小曼闹得相当不愉快。而且当事者各执一词，直到几十年后研究者们综合不同人的日记信件，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