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上十一点半，福格先生照例从白林顿花园洋房向外走。他像往常一样走着，右脚在左脚前面移动了五百七十五步，左脚在右脚前面移动了五百七十六步，然后就到了矗立在宝马尔大街上的改良俱乐部。这是一座高大的建筑物，至少要花三百万英镑才能盖起来。
花园里，树木被秋天涂上了一层金黄的色彩。餐厅里朝着花园的九个窗子都打开了。福格先生直接走进餐厅，在他坐惯了的老地方坐了下来。桌子上，刀叉等食具已经摆好了，午餐有：一盘小吃、一盘加着上等辣酱油的烹鱼块、一盘配有香大黄和青醋栗果的深红色的烤牛肉，还有一块干酪。等他吃完，侍者又端上了几杯俱乐部特备的好茶，把这些美食一冲了事。
十二点四十七分，这位绅士站了起来，从餐厅走向大客厅。大客厅富丽堂皇，由许多配着装潢考究的画框的绘画装饰着。侍者递给福格先生一份《泰晤士报》。这份报纸还没有裁开，于是他就熟练地用双手一张张地按版面裁开。从动作来看，这件原本挺麻烦的差事在他已经是驾轻就熟、习以为常了。他开始看这份报纸，到三点四十五分时，再接着看刚到的《标准报》，直到吃晚饭时为止。用晚餐时，情况和午餐差不多，只是多加了一道上等的英国蜜饯果品。五点四十分，他离开餐厅，回大客厅专心精读《每日晨报》。
半小时之后，其他一些改良俱乐部的会员也陆续走进大客厅，走向生着炭火的壁炉。其中，有几位是福格先生的老牌友，他们也和福格先生一样，都是“惠司脱”迷。这些人当中，有工程师安德鲁·斯图亚特，银行家约翰·沙利文、撒木耳·法郎丹，啤酒商多玛斯·弗拉纳刚，英国国家银行董事会董事高杰·拉尔夫。他们都既有金钱又有声望，在俱乐部的会员中称得上是金融工商界拔尖儿的人物。
“喂，拉尔夫，那件盗窃案结果如何？”多玛斯·弗拉纳刚问高杰·拉尔夫。
“得啦，依我看，也就是银行赔几个钱了事。”安德鲁·斯图亚特插嘴说。
“恰恰相反，”高杰·拉尔夫说，“我想那个贼会被我们逮住的。警察厅已经派出了许多机警能干的侦探，侦探们把守在美洲和欧洲的所有重要进出港口。这位梁上君子要想从侦探们的手掌中逃脱，在我看来是非常困难的。”
“那么，现在有没有线索呢？”安德鲁·斯图亚特又问。
“有一点我要先说明一下：那个人并不是贼。”高杰·拉尔夫郑重其事地对大家说。
“什么？！一个偷了五万五千镑钞票的人，还不是贼？”
“不是。”高杰·拉尔夫肯定地说。
“难不成是个企业家？”约翰·沙利文问。
“在《每日晨报》上，有人肯定地说他是一位绅士。”说这句话的，不是别人，正是埋头看报的福格先生。这时，他探出头来向大家致意，大家也都还了礼。
他们现在谈论的事情，联合王国的各种报纸也正争辩得热火朝天。这件事情发生在三天之前，也就是9月29日，那天竟然有人从英国国家银行总出纳员的小柜台上，偷走了一大沓价值五万五千镑的钞票。
有人认为这件盗窃案发生得太容易，因而感到惊奇。作为银行副总裁高杰·拉尔夫先生，为此向他们作了这样一番解释：“当时，出纳员正在记一笔三先令六便士的收款账。他只有一双眼睛，当然不可能什么都注意得到。”
现在，要想更容易地搞清楚整件事情，最好先介绍一下这个银行的情况。这个顶呱呱的英国国家银行，似乎对任何顾客的人格都非常信任，里面既没有警卫员也没有守门人，甚至连出纳柜上，也没有装铁丝网之类的防护装置。钞票都是随意放着的，也就是说，任何一位顾客都可以想怎么动就怎么动，没有人会怀疑他是否诚实可靠。有一位观察家对英国的习惯相当熟悉，他甚至说出了这样一件事：一天，他在英国国家银行的一个大厅里看见一块七八斤重的金块，他好奇地挨近它，想要看个究竟。这块金子当时就放在出纳员的小柜台上，他拿起来看了看，然后就传给了别人。这块金子就这样被一个一个地传过去，一直传到了黑暗的走廊尽头，半小时以后才回到原来的地方。而出纳员在这半小时里，始终没有抬一下头。
但是在9月29号这天，情况就完全不同了，一捆钞票竟然不翼而飞。当汇兑处上面挂着的钟敲了五下时，就到了下班时间，英国国家银行只好在损益账上记下这笔五万五千英镑的账目。
当然，这件事可以完全肯定地定性为一桩盗窃案。警察厅抽调了一批最干练的警员和密探，指派他们把守在利物浦、格拉斯哥、哈佛、苏伊士、布林迪西、纽约等地的各个主要港口，并许诺：谁能破案就奖给谁两千英镑（合五万金法郎）奖金，另外还可以获得追回赃款的百分之五，以作为报酬。调查工作所需要的材料还没有提供出来，这些侦探就已经开始工作了，他们一边等待材料，一边在各个港口仔细地侦察，侦察对象就是来往的全部旅客。
《每日晨报》上有这样一篇报导：“作案者绝对不是英国现有任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