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方轶看来，从道德的角度讲，一边是为了公司拼命的索要合法的欠款，另一边是欠钱不还，已经破产，两边各有难处，所有的矛盾都挤在了一起，最后被害人（债务人）扛不住压力，自杀身亡。这个案子很难区分对与错。
其实逼债这种事自古就有，债务人自杀的也比比皆是，很难有什么办法真正的缓解双方的矛盾，唯有钱可解万千愁苦。
钱！是蜜糖，也是杀人刀。
“检察员和辩护人、上诉人是否有新的证据需要提交？”审判长问道。
“没有新证据。”三方道。
……
“法庭调查结束，现在进行法庭辩论。在辩论前，法庭提请控、辩双方注意，辩论应主要围绕确定罪名、量刑及其他有争议的问题进行辩论。
上诉人程武可以自行辩护。”审判长道。
“我从未拘禁华成，也没想过要伤害他，只是想要回他拖欠我们的债务。要不是公司实在运营困难，我也不会催债催的那么紧，过春节都回不去家……”说着，程武的眼圈发红，眼睛有些湿润。
“下面由上诉人程武的辩护人发言。”审判长道。
“辩护人认为，上诉人程武不构成非法拘禁罪，理由如下：
根据《刑法》的规定，非法拘禁罪，是指以非法拘留、禁闭或者其他方法，非法剥夺他人身体自由权利的行为。
公诉机关提供的证据，尚无法证明上诉人程武曾将华成关押，也无法证明程武曾强行阻止华成外出。根据程武的供述，上诉人程武不但没有阻止，反而多次鼓动华成回家或者去找朋友筹集款项。
另外，程武也未强行指定华成的出行路线，而仅仅是跟随华成。华成的人身自由只是受到限制，而没有达到被剥夺的程度。
也就是说，同吃、同住、同行的行为，并未达到剥夺被害人自由的程度。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的行为构成非法拘禁罪，属于案件定性不准，法律适用不当。
辩护人认为上诉人程武构成寻衅滋事罪，不够成非法拘禁罪，鉴于其目的是为了追讨合法债务，社会危害性较小，且有认罪、悔罪表现，请法院依法改判上诉人缓刑。完毕。”方轶道。
方轶不想，也不敢去挑战中院法官的智商，人家也是在天天学习的，即便他不提寻衅滋事的事，大概率法官也会这么判，只不过量刑上可能不会那么友好，如此一来反而不利于程武，聪明反被聪明误。还不如挑明了，往寻衅滋事罪上辩护，让法官在量刑时有所考虑。
“现在由检察员发言。”审判长道。
“……上诉人程武为索要欠款，采取同吃同住、跟随出行等手段对被害人进行二十四小时的监控，严重限制了被害人的自由及日常生活，进而导致被害人自杀的严重后果。
我们认为，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适当，请法院依法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完毕。”李检察员道。
“检察员可以回应辩护人的辩护意见。”审判长抬头看向公诉人席。
“针对辩护人的辩护，我们认为，限制自由和剥夺自由都是被法律所禁止的，而且我们认为可以将严重限制自由扩张解释为剥夺自由。
上诉人程武对被害人华成采用同吃、同住、同行的催款方式长达数月之久，严重限制了华成的自由，所以我们认为被告人程武构成非法拘禁罪。完毕！”李检察员道。
“辩护人可以回应检察员的意见。”审判长道。
“根据检察员的辩护意见和回应，辩护人发表以下辩护意见：
非法拘禁罪表现为使被害人无法自由行动。比如非法拘留、强行禁闭、非法隔离审査等，但无论哪种手段，其特征都是非法剥夺他人人身自由。换句话说，只有达到剥夺被害人自由的程度，才能认定为非法拘禁罪。
《宪法》第三十七条第三款规定，‘禁止非法拘禁和以其他方法非法剥夺或者限制公民的人身自由’。
《刑法》第二百四十一条第三款规定，‘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非法剥夺限制其人身自由……’
从以上规定可以看出，‘剥夺’与‘限制’是并列的关系，说明二者的含义不同。根据罪刑法定原则，法律没有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不得定罪处刑。
任何解释都不能突破法律的规定，更不能将限制、严重限制他人人身自由与剥夺人身自由等同。
一般来说，非法剥夺人身自由包括两类：一类是直接施加外力于被害人的身体，使其物理上被剥夺身体自由，如被关押在某一房间内，禁止其外出。另一类是控制被害人的心理，使其不能或不敢自由移动。
本案，被害人华成不论是身体还是心理均未达到被控制而失去自由的程度。因此，辩护人认为上诉人程武的行为不构成非法拘禁罪。
另外，《刑法修正案(八)》在一九九七年《刑法》关于寻衅滋事罪客观行为的规定中增加了‘恐吓’他人的行为。
辩护人认为，程武实施的同吃、同住、同行，并实施轻微暴力和恐吓的行为，属于恐吓他人的寻衅滋事行为，应当以寻滋事罪定罪处罚。理由如下：
根据公诉人提供的证据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