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外，根据您的讲述，检察院的另外一个抗诉意见是：原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
检察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只是对刑事诉讼相关程序进行解释，一审法院根据该解释第五百零五条直接减轻处罚错误。减轻处罚应该报最高人民法院核准。
我觉得检察院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
首先，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九条明确规定，对于达成和解协议的案件，人民法院可以依法对被告人从宽处罚。而从轻、减轻、免除处罚都应该属于‘从宽处罚’的范畴。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五百零五条正是上述规定的具体化，第五百零五条关于刑事和解案件的从轻处罚、减轻处罚、免除刑事处罚的规定，均属于第二百七十九条“从宽处罚”的范畴。
因此，我认为人民法院可以直接判决减轻处罚乃至免刑，无须再按照法定刑以下量刑程序报最高人民法院核准。”方轶想了想说道。
“这么说检察院的第一个抗诉意见才是关键？”虽然听不明白那些烧脑的法律条文，但是对于孟总来说，一些重要信息他还是能抓住的。
“嗯，或许还有其他突破口，当然这得在看过案卷后再议。这個案子，袁总想怎么办？”方轶看向袁长征。
他的潜台词很明确：袁总你是想另找律师呢，还是委托我来办理？
刚才方轶的话说的袁长征心里忽忽悠悠的，就像是在坐过山车，他不得不承认，方轶的专业能力很强，之前与赵律师和那位合伙人谈案子时，基本上聊不了两句他们就会转到找人，托关系上，进而要钱，很少对案情进行深入探讨。
上过一次当的袁长征咬了咬后槽牙，打算再试一次，委托眼前这位中年男律师做儿子的二审辩护人。
“方律师，您觉得我儿子这个案子有多大把握能维持原判？”袁长征问道。
“这个我不好说，我也不会跟您拍胸脯保证什么。您要是委托我，我会尽全力。”方轶说完看向袁长征。
他知道对方想让他给个准话，可这种事哪有那么多准话，毕竟裁判权不在律师的手里，说了又有什么用，搞不好会向赵律师一样，落下埋怨。
其实方轶从接到孟总的邀约电话后，便一直在想这个案子的破解之法，方法他倒是想到了一个，但是法院会不会采纳，即便采纳了会不会维持原判，都存在不确定性，因此他不敢贸然把方案说出来。
再说了，对方还没委托，如果自己把方案说了，保不齐对方找个便宜的小律师把案子做了，把自己撇在一边。二审胜了自然袁长征不会说什么，可要是二审法院改判了，袁长征不会责怪小律师，肯定会在心里怨恨方轶专业能力不过关，害了他儿子。不得不防啊！
“方律师，我儿子的案子就拜托您了。”片刻后，袁长征一脸真诚的说道。
最后双方敲定二审律师费三万元。比一审律师费要少些，主要是袁长征心里没底，胜了最好的结果也不过是维持原判，所以不愿意付太多的钱。
袁长征与孟总在县里住了一宿，次日一早，二人便去了正义律师事务所，与方轶签订了委托手续。
走在市里的大街上，王德友一身轻松，他终于离开了公平律师事务所，转入了市内一家名叫为民的小律所。
看着熙熙攘攘的大街，他的心里却不像表面那么轻松。市里机会多，但是竞争也激烈，县里的律所就那么几家，但是市里的律所他叫得上名的就有一百多家，还有很多他不知道的。
王德友知道，很多市里的律师都跑去京城发展了，有的律师关系在市里，人却在京城，这类律师大多做的是熟人朋友的案子，靠的是信任。
这类律师是具备将律师关系转去京城的资格的，但是人家愿不愿意转，以及能不能转那就另当别论了，为什么这么说呢，原因无外乎两点：
一、跨省转所的手续比较复杂，出于优化和竞争的考虑，京城律协对外省律师的调入审核很严格，而且调入的期限很长，正常情况下需要半年左右，当然有关系另当别论（也可以理解成区域保护）。
二、京城的开票成本大约是六个点，而市里的开票成本才一个多点（有税收优惠），相比之下对于收入不高的律师来说，五个点的差距可是很大的，所以他们更愿意将关系留在市里。
王德友像大多数律师一样，没有背影，也没有人脉，来到市里只能做孤胆英雄，自己闯。可他的性格决定了他不是赵存良赵律师那样见面自来熟的律师，所以初次来到市里执业如果选择单干很可能会饿肚子，房租都付不起。
早在有转所想法之时，他就想好了，去市里找家律所做工薪律师，先过渡下。他在县里时往市里跑了好几次，有些规模的律所都喜欢招收年轻的律师，因为年轻律师精力旺盛，可以没日没夜的加班，而且还没有家的拖累。
找来找去，最后他找到了为民律所事务所，为民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姓宋，叫宋希濂，人很好，最近通过关系签了一家大企业的法律顾问，需要一位稳重些的律师坐镇，负责提供法律服务，于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