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明然和苏亦好是一代人。这一代人从小也跟着高喊了几声主义，记事时家里也贴过毛主席像，上学接受的是“五讲四美三热爱”、“四个现代化”、“计划生育是我国的基本国策”教育，时事政治学的是“经济体制改革”，是“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相结合”，是“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其他分配方式为补充”，上大学则赶上了双轨制。
一切都是双的，务虚和务实，狂热和理智，未来和现在，精神和物质。这个国家最近二三十年所经历的巨大变化由不断推陈出新的《宪法修正案》来体现，而这正是他们的成长期，国家前进中的一切都给他们留下了深深的烙印。有理想，也有务实，保守又摸索着前进，经济工作为重，但在强调经济的同时，内心里仍然留着一份理想的高傲。只是这高傲是暗暗的埋在心里，不常与人说。与之前一代比，他们显然是缺少重量的。而与之后一代比，他们显然又是缺少“潇洒”的。他们不太理想，也不完全现实，他们就是他们。
陈明然是A市人。A市，这个大城市，他亲眼见到自己的家乡成了全国人民的家乡，人不断的往这里涌，外地人越来越多，本地人越来越宽容，原来户口为大家所设置的一切障碍似乎都变得越来越无关紧要了。随着人涌来的是钱，野地、小四合院迅速消失，取而代之的是摩登的高楼大厦，一幢接一幢，天越来越窄，A市越来越大，小时候骑着自行车四处转悠，如今到哪儿似乎都要坐车或是地铁。桥修的越来越多，路却越来越堵，人们的脚步越来越匆匆，他这个土生土长的A市人也不得不努力的拼搏才会有房子住、有车子开。
陈明然心里有感觉，但他不是爱用语言的人，一切自在他心里。他只想做的好，他要求自己做的好，他十分努力，曾经以“生当做人杰，死亦为鬼雄”为座右铭，但从来没想过要超过一切人。硕士毕业那年本已经找到一份外人看来还不错的工作，可心里有些冲动，觉得似乎这不是自己的理想，在joural上看到几篇paper，作者是一位荷兰教授，他发了个email过去，居然得到了回应，于是他就去荷兰做了该教授的research assistant，三年拿了博士文凭回国。
在欧洲的三年里，他连留下来的念头都没有动过，他知道，这与他是家里的独子无关。。他不想家，但他一直认为自己是中国人，他们是外国人，金发碧眼也不比黑头发黑眼睛更好看。A市与世界一流城市的差距不是很大，他虽然务实，却并不是特别的拜金或向往繁华。他回国也不是觉得有什么重任需要他来担当或有什么要他来拯救——这一代人的普遍思想——但他还是觉得自己应该回去，那里是他的家。他在那里长大，那里很大，似乎有荷兰这一个国家那么大。他忘不了闲来无事去前海溜达的惬意，冬天，北风溜溜的刮过湖面，咬着冰糖葫芦，跺着脚，三五个人高谈笑闹，太冷了就吃个炒肝儿或是抱个烤地瓜——这种生活，阿姆斯特丹、伦敦或纽约都不会有，虽然，在现在的A市，这些基本上也是回忆了。
他有机会就在全欧洲游荡，完全以一个局外人的身份。他发现中国人的思维和外国人果然不同，我们是想着一亩地能产出多少粮食来能解决全国人民吃饭的问题，但荷兰人不是，牛奶和鲜花照样可以使他们生活的很好。他有时会笑，笑一不小心似乎就要被海水淹没的小荷兰，他的家乡不是，四季分明，春暖花会开，夏炎雨会下，秋高气会爽，冬冷雪会寒。许是他在国内基本完成了所有的教育阶段，他回国也并没有像有些海归那样觉得这也不适应、那也不爽。也许有不同，不同是什么他也不知道，只觉得和出去前不同了，或许是眼界不同。
国内数一数二大学的本科和硕士、不是特别重点的海外博士，陈明然在外人眼里装的硬梆梆的，但他从来不真觉得自己和A市生活的其他人有什么不同。他觉得无非都是换饭吃的本领，他喜欢，所以他会读，似乎仅仅是为了个过程，当然，这个过程也给他带来了收益，即进入AK，虽然硕士毕业的那份工作比AK并没有逊色太多，而且，只与生活有关而与理想无关。
AK，世界五百强，他进入后也没有觉得自己因此而身价大增，有时他不愿和人说这些，因为外面的人会认为他们如何如何。他觉得他身边的同事都是很普通的中国人，没有电视里、小说中或大家传说的那么“小资”，咖啡馆和西餐厅离他们也不是特别近，偶尔吃也就是吃了，只是饭的一种，没有那种特别的“情调”。大家只是忙，忙着工作，工作之外，多半时间也还是会想工作，或者就是生活。
生活是一样的，就是工作、工作和生活，无论你是谁，是小学毕业还是博士出身，是从商还是从政，是个体户还是大老板。
对于爱情， 陈明然的感觉也接近于此。他很少去想爱情，他觉得很酸。他看不上下一代男生不是因为他们幼稚，而是因为他们看起来很娘娘腔，天天把“爱”挂在嘴边。他自认为很男人，就像他每次听到《士兵突击》里钢七连连歌里的那句“踏敌尸骨唱凯旋”时会热血沸腾一样。他不怀疑爱情，却也不知道爱情在哪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