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舜。大学期间，他还参加了上海交通大学的管乐队，吹小号。
1930年暑假，钱学森在家养病时，到书店买了一本匈牙利社会科学家用唯物史观写艺术史的书，他不曾想对艺术可以进行科学分析。第一次接触到科学社会主义的他，对这一理论发生了莫大兴趣。接着他读了普列汉诺夫的《艺术论》、布哈林的《唯物论》等书，又看了一些西洋哲学史，当然，也读了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册)。交大毕业前夕，他在《浙江青年》杂志上发表《音乐和音乐的内容》一文，讲的是如何欣赏贝多芬和莫扎特的音乐作品。
“我觉得艺术上的修养对我后来的科学工作很重要，它开拓了科学创新思维。现在，我要宣传这个观点。”钱学森常说，他在科学上之所以取得如此的成就，得益于小时候不仅学习科学，也学习艺术，培养了全面的素质，因而思路开阔。
在美国加州理工学院学习和工作期间，钱学森除了参加美国物理学会、美国航空学会和美国力学学会之外，还参加了美国艺术与科学协会。
参加这个协会，是他的同窗好友马林纳介绍的。马林纳除了研究航空和火箭，还是一个抽象派画家。钱学森给协会写了一篇讲艺术的论文，提交了几张艺术摄影作品就被吸收为会员。
在这个协会里既有西装革履的科学家，又有留着长发、不修边幅的艺术家。数十年后，回忆起这段往事，钱学森感慨万千：“我们当时搞火箭时萌生的一些想法，就是在和艺术家们交谈时产生的。”
钱学森的老师也很鼓励他“不务正业”，听说他爱好绘画、音乐、摄影等，还被美国艺术和科学协会吸收为会员，非常高兴，说这些才华很重要，在这方面钱学森比他强。
然而，堪称科学和艺术完美联姻的则是“中国航天之父”钱学森和中国“欧洲古典艺术歌曲权威”蒋英的结合。
因为父辈为世交，钱学森和蒋英自幼青梅竹马，都受到很好的文化熏陶和家庭教育。1937年，蒋英考进柏林音乐大学声乐系，开始了在欧洲学习音乐的漫长旅程。而此时的钱学森，则在美国苦攻航空机械理论。分别十年后，1947年，他们在上海喜结良缘，而他们的结婚“信物”黑色三角钢琴，也一直伴随他们回国。
每当蒋英忆及往事，仍回味无穷：“那个时候，我们都喜欢哲理性强的音乐作品。因此，我们常常一起去听音乐，看美展。我们的业余生活始终充满着艺术气息。不知为什么，我喜欢的他也喜欢……”即使在美国整整5年的软禁生活里，钱学森吹竖笛，蒋英弹吉他，共同演奏古典室内音乐，以排遣孤独和烦闷。
回国后40多年里，每当蒋英登台演出或指挥学生毕业演出时，她总要请钱学森去听、去看、去评论。钱学森也把熟识的科技人员邀去欣赏。
一个献身科学，一个从事艺术，双方并没有因在各自不同领域而“隔江相望”，反而互相促进、共同启发，堪称天作之合。
谈到文艺对科学思维的启示和开拓时，钱学森说：“在我对一件工作遇到困难而百思不得其解的时候，往往是蒋英的歌声使我豁然开朗，得到启示。”
每当听到蒋英的歌声，钱老总是自豪地对自己说：我是多么有福气啊！
1991年10月16日，钱老在人民大会堂授奖仪式上即兴演讲，他说：“44年来，蒋英给我介绍了音乐艺术，这些艺术里所包含的诗情画意和对人生的深刻的理解，使我丰富了对世界的认识，学会了艺术的广阔思维方法。或者说，正因为我受到这些艺术方面的熏陶，所以我才能够避免死心眼，避免机械唯物论，想问题能够更宽一点、活一点”。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