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h——”
斯图尔特还没说完：“我觉得这个理由太扯了，所以就去找了基金会的对接人当面申诉……难道纽约不是世界上最开放的城市吗，为什么却在危难时刻将人分门别类，将弱者排斥在外？”
她还记得那个对接人的回复：“他反问我，弱者的确是不应该有出身之分，但为什么我们机构偏偏会有那么多来自外州的‘弱者’。”
鲁索用力把纽扣电池往蜡烛底部一推：“他揣着明白装糊涂。”
人人都知道是怎么回事。
那是邪恶六人组出现不久之前的事情——能颠覆普通人生活的远远不止超级反派，甚至有时这些颠覆性的破坏连邪恶六人组看了都甘拜下风。比如法槌一敲，一则法案落地，惊起水花掀开土壤，许多人的生活就此转向，她们开始为命运不属于自己而惊慌失措，然后为重新夺回掌控权的机会而奔波。
“罗伊诉韦德案被推翻以后，地图上大片大片的州马上就变红了，”斯图尔特是这样回复那个对接人的，即使这样的赘述对这些负责运筹基金的精英们来说并无必要，耐心地从头解释一遍看上去很傻，“这些在严格堕胎禁令之下的妇女，需要离开她们所处的深红和浅红州到允许堕胎的州，比如纽约，来堕胎。”
如果以“可获得的堕胎”为关键词在美国州地图上搜索就能发现，纽约和隔壁的两三个州几乎是一片完全被红州围裹起来的飞地。它们像塌陷下去的沟壑，将人们的生存处境按行政边界划分成一块一块，陷下去的人们如果不想被她们不预期的怀孕扰乱人生轨迹，就得爬出这些人工划分的边疆。
于是迫切需要终止妊娠的妇女们在鲜艳的红颜色之外寻找新的出口，最后将目光锁定在了临近的堕胎合法州。她们向他乡的医生拨出电话号码，给从未踏足过的医院发出邮件，然后带着只够刷一次手术费的信用卡，搭上灰狗巴士、火车、和短途飞机，抱着无数游客从未有过的惴惴不安来到马里兰、特拉华、新泽西或是纽约。她们成为了被称之为“以堕胎为目的的人口迁徙”庞大群体的一员，身体不是她们的身体，家乡不是她们的家乡。
“那她们为什么不去其他的合法州堕胎？一河之隔就是新泽西。明知纽约深陷邪恶六人组的泥淖还要跳进来，这看起来才反常。”对接人听到斯图尔特的话时轻蔑地质疑。
“你难道以为她们是喜欢才冒风险来治安更差的地方堕胎？得了吧，”斯图尔特已经从这位对接人的两次反问中明白她不会从这些人手上要到一分钱，“人并不是永远有得选……为什么不去更安全的城市，你以为是她们不想吗？”
选择是一种特权——能够选择不生下来而出走本来就是一种特权，在合法州找到稳定的医疗条件并在宝贵的时间窗口期堕胎更是特权之中的特权，她们能走到纽约已经是相较下的幸运结果。
“不说许多州有各自的堕胎门槛，就说这些来纽约的人吧，”斯图尔特从回忆里走出来，转向盘腿坐在床上的两个女性，问年纪小的那个，“你从哪里来？”
“西弗吉尼亚，”少女有着棕色的皮肤和玉米须一样的辫子，看上去就和乐队的成员们一般大，原本应当在读书，“我从马里兰走到特拉华再到新泽西，一路向北，没有一个医院的妇产科排队时长少于三个月——但是你知道的，堕胎不是一个等得够久总能解决的问题。”
当邪恶六人组的势力开始在纽约城开枝散叶时，她们也曾因为感受到了这座城市不够安全而选择去纽约州的其他城市，或是中途停留在了禁令较松的州。然而总有人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不得不困在了纽约城。
“而且纽约的手术费低。”年长一些的那位女性补充，她四十岁了，是整个房间里年龄最大的，却还不是庇护所里最大的。
对于纽约原本的居民来说，邪恶六人组不仅让人时刻身临险境，还令大批人失去了工作和资产，这里看起来似乎不再那么宜居。于是有条件的人开始收拾身家物色新的定居点，迁出这座曾经最好的城市，换到新的地点、新的学校和新的公司重新扎根。但在另一些人眼里，这座城市曾经集中的顶尖医疗资源尚有余温，它甚至出台了法律保护那些为外州妇女提供终止妊娠服务的医生，手术不需要等，而需要付出的成本却随着经济低迷而下降了……所以在大批显著的外流人口之中，她们变成了逆潮而上的流民，反而形成了以堕胎为目的的人口回流。
“她们堕完胎需要疗养，付不起住院费用，又在纽约缺乏固定居所，需要中转站的帮助，于是就有了这个志愿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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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觉得那笔钱用得挺值。”鲁索说。
格温挺乐观的：“我们乐队目前的最大丑闻是挪用赞助商的钱做慈善，这不比那些坐牢和睡听众的乐队好？”
琼：“乐什么，挪用多了我们也得去坐牢。”
她们给庇护所做好圣诞装饰时，演出的预定时间也到了。乐队在庇护所的公共活动室里安装好了她们的乐器和音响，整个志愿中心的妇女们都端着餐盘坐在了地上。有人打开了一扇窗，寒冷的空气让室内变清新了一些。当人们看到乐队的年轻女孩背起贝斯和吉他，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