却从此没再得好，整天看着梁金萍脸子不算，还常听梁金萍的小话儿。司马儒深深地体会到了寄人篱下的滋味儿。
在今天的舞会上，梁金萍又一次使司马儒感到尴尬。司马儒已经看透了梁金萍，同时也看透了自己在这个家的地位。自己要是继续这样混下去，说不定哪天，还要和梁金萍发生冲突，这使司马儒对自己的未来产生了动摇。他要好好地想一下，自己是不是还要继续赖在机关，图那个挣不了几个钱的虚名儿。他觉得，自己如果继续赖在机关，三年努力，能升个主任科员，熬到科长怕还得三年。就是熬到科长又能咋样？会干能搂点儿，可自己属于不会干那伙的。按部就班，“富”起来没希望，那就一辈子改变不了自己这种被人操纵控制的命运。冯灿根提出和他合伙做买卖，这使他感觉找到了摆脱梁金萍的出路，司马儒决定要要志气，就跟着冯灿根下海经商，在外面开辟一片天地，重新创造自己的未来。
下海要先解决两大问题，一是资金，二是项目。钱多选大项目，钱少选小项目。如此看，项目得由资金定。司马儒没钱。梁金萍倒是有些钱，可她不会支持自己下海。司马儒想起同学黄维佳在今天的校友会上的话。那话不会是酒桌上的“豪言壮语”，也不会是随便说的大话。司马儒壮着胆子掏出手机，拨通了黄维佳的电话，直捷了当说：“黄维佳，我是司马儒。你今天在同学会上说的关于启动资金的话还算不算数？”
“怎么？你到底啥意思？”
“我决定下海了。”
“你要下海？有什么项目？”
司马儒没敢提与冯灿根谈的贩运瓜子的事，只是说：“项目目前还没有，下海决心定了。”
“需要多少资金？”
司马儒壮胆说：“我没钱，不敢啃大项目……一百万吧。”
黄维佳在电话中说：“一百万以内，随时都有。超过百万元，你得提前打招呼，给我筹措的时间。”
乖乖，不会是开玩笑的空头支票吧！于是，司马儒又顶问一句：“一百万立即可拿？”
听黄维佳嗤嗤笑了，说：“凭咱俩的关系，我能说空话吗！”
无怪人家是女能人，说话办事就是痛快。“好，有你这句话，我心里就有底了。”
黄维佳很谨慎地问：“你太太同意你下海吗？”
司马儒说：“我造反了——我要让她认识到：我这男子汉可不是大豆腐。”
黄维佳笑了笑担心地说：“治气是经商大敌——我希望你能把这次革命，打在创业上。你用款，可随时给我打电话。”
落实了资金，司马儒就更有了信心。不能骑驴找马，要断自己退路——辞职。第二天，他把自己反锁在办公室，准备写辞职书。可他铺好纸，拿起笔又踌躇了——家乡附近南北二屯，就自己这么一个大学生，又进了官埸，父母虽没因自己当公务员享受过，荣耀光环，还是让父母心里高兴。骤然辞职成为平头百姓，父母能接受得了？我不能太自私，只想到个人受窝囊气。梁金萍我可以不顾，父母不能不考虑。司马儒放下笔，收起了纸，陷入深深的思索之中。
在一个农业大县，一个学农业的大学本科生，在政府机关工作，只要不出大错，是不会被赶出政府大楼的。熬下去，弄点儿小动作，也能混个一官半职。这样梁家当然会满足，可自己的父母能得到什么？他们老了，不能劳动了，能接来同住吗？根据目前情况，那是不可能的。那就从经济上给父母以补偿，自己经济命脉又都控制在梁金萍的手里。在政府机关不腐败，光指望那点儿工资，只能清贫，自己哪儿有余钱给父母？如果升了官，腐败一下，弄个小金库，既可用做接济老人，也可用来为升迁铺路。可那样能对得起父母吗？父母是本份老实的农民，对腐败深恶痛绝的。自己又是从农村出来的孩子，看到来机关办事的农民，咋能忍心卡他们呢？这是给父母脸上抹黑，他们会为此送命的，那样可真成了不肖子孙了。可自己弯腰做一辈子妇男？不甘心！不过，真的退职下海，比现在状况还能坏吗？在学校读书，虽不敢自喻是高材生，可也不是殿后生。买卖搞砸了，最不济，还可凭自己的专业，开个庄稼医院，收入也比现在多。这样便可独立门户，不再仰梁家鼻息。下定决心，不怕牺牲：退职。
现在机关都超编，还有人削尖脑袋往里钻，退职腾出个窝儿，上下都欢迎。所以，辞职报告递上有三天就批了下来。没人挽留，送行还有几个要好，在小酒馆，几个人喝到九成九，都吐了真言：呆得没意思。外边世界好大，好精彩，走人未必是坏事。有人开玩笑说，发了大财，接济接济留守清贫。司马儒说，怕穷你们咋不退！？一阵唏嘘，各有难处。倒有人表态：等一年半载再无改观我也退。
司马儒不知道咋回的家。他跌跌撞撞地进了家门，搞得声音挺大，可梁金萍就像没听见，根本没理司马儒，任凭司马儒睡在客厅沙发上。梁金萍放任司马儒睡在沙发上而不管，可见她弓拉得还很满。司马儒心说，拉吧，拉断了才好。早晨，司马儒赖在沙发上懒于起来，看墙上的表，已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