寡人有疾，寡人好色。
小高王并不觉得这有什么问题，作为现代人，这个时代没有手机、没有电脑，娱乐资料贵乏，若是连女色都勾不起自己的兴趣，那简直就没有一点人模样，属实是超凡脱俗了。
但高澄不知道究竟是什么样的误解，才让崔家请托散骑常侍、监起居注的卢元明为他们传话，愿意将崔娘进献，换取自己无罪开释崔甗夫妇。
自崔甗入狱以后，越来越多的细节被流出，众人也都知道了整件事情的起因是来自崔暹的打击报复。
卢元明之所以趟这浑水，归根结底，只因就是他与崔甗一同对赵郡李氏、博陵崔氏开嘲，想借做媒的机会向高澄示好而已。
高澄面色不豫，也让卢元明忐忑不安。
“你回去告诉崔家人，我高子惠相貌、权势，皆为一时之冠，若有所好，自会登门求娶，何须胁迫婚嫁，做这等卑劣行径。”
哪怕是元静仪，小高王都从未胁迫过崔括，他好色归好色，但也有自己的骄傲与底线。
卢元明赶忙告罪而退，媒人没当成，反沾染了一身骚。
崔家众人得知高澄态度，冯氏已然绝望，崔娘却心情复杂，正如高澄所言，无论相貌、权势他都是上上之选，如今一番话更使她觉得对方行事堂堂正正，当是能够托付终身的良人。
然而，所有人都没想到，转机很快到来。
救下崔甗性命的并不是崔娘的姿色，而是高澄听说崔赡正走访各地，体察民间疾苦，希望能在京试献上强国富民之策。（见245章）
崔暹与崔甗并非一己私仇，而是崔甗辱及博陵崔氏，小高王因而将博陵三崔尽数唤来。
高澄把崔赡游历之事告知，直言道：
“今有宇文泰逞凶于关西，又有萧衍偏安江左，关东虽强，毕竟大业未成，余以为当不拘一格降人才。
“崔赡有报国之志，不应因其父而断其道路，吾意，将崔甗收监，不急于定罪，且看来年京试。
“若崔赡真为国士，且勒令崔甗致仕，不以罪加之，若崔赡志大才疏，即依律处置，诸君以为如何？”
北魏自冯太后为官员发放俸禄后，孝文帝对贪腐者做出‘赃满一匹者死’的惩罚规定，也就是贪污了一匹布的价值，就要被处以死罪，如今一匹布市价仅为三百钱。
这一措施严厉归严厉，但根本就没有可行性。
真要严格落实‘赃满一匹者死’的规定，除了杜弼、张曜等少数廉洁之士，有一个算一个，满朝文武必定要死上十之八九。
这项规定自孝文帝颁发以来，基本流于表面，也导致无法真正对贪腐之人依律进行惩处。
高澄与宇文泰革新律法，对这一制度进行更改，都将死罪数额定在三十匹布，三十匹以下，按照受贿金额多寡，在革职之外，依次有鞭、杖、徒、流，四刑不等。
其实哪怕高澄、宇文泰将赃满死罪的数额提高到三十匹，对于大多数贪腐官员来说，一旦被查实，依旧是一个死罪。
毕竟三十匹布的数额并不多，魏明帝时，清河郡有五百人西戍，欲回乡途经赵郡，因盗匪横生，道路断绝，于是凑了一千匹布向李元忠求助。
而崔甗的赃款自然并不止三十匹，高澄的意思很清楚，崔甗是生是死，全看其子崔赡是否真有利国利民之策。
如果崔赡争气，高澄可以只勒令崔甗去职，归乡养老，而崔赡也不会因为身为犯官之子，三代不能为官的规定，而报国无门。
可若是崔赡拿不出令他满意的策论，崔甗自会依《太昌律》治以死罪。
崔暹、崔昂、崔季舒对此并无异议，说到底，一众信都元从中，比崔甗贪得多的，大有其人，真要眼里容不得半点沙子，最先要杀的就是陈元康。
而之所以独独整治崔甗，只是他口无遮拦，因一句‘黄颔小儿也能当得起重任？’触怒了高澄。
高澄愿意给崔赡一个补救的机会，拿出利国利民的可行之策，来救他一家，崔暹等人也说不出二话，毕竟说到底，整件事情，小高王自己才算是真正的苦主。
关于此事的得失，高澄心中自有计较，少杀一人，换取强国富民的可行之策，无论如何都是赚。
至于制度破坏，不定罪，也就没有破坏三十匹赃满的制度，如今东魏朝堂赃满三十匹以上，未定罪者，数不胜数，也不缺一个崔甗。
归根结底，留下有用之人，剔除无能之辈，才是在这个时代应该秉持的反腐态度。
高澄的态度很快被传给崔家人，他们也赶忙写信，让崔赡莫要回京，好好在地方准备来年京试，那才是救父的方法。
邢邵上表请辞兖州刺史一职，辞章很快被同意，高澄连挽留的姿态都懒得去做。
崔甗只是贪腐，而邢邵却是欺瞒，哪怕邢邵再有能力，高澄也不可能为他开这个先例。
邢邵离开洛阳的时候，只有崔暹一人送行，人情冷暖尽显无疑。
但怨不了旁人，就连崔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