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我妈风风火火，工作蒸蒸曰上的时候，命运之神挥了挥手，让我妈的事业戛然而止。
我妈患上了肺结核。
这病放在现在不算什么，甚至都很少听说了，在那个年代却是绝症，和现在的癌症差不多吧，组织上在第一时间把我妈转到了当地最好的一家疗养院治病疗养，在那里有一种耸人听闻的治疗方法，就是每天把病人反转头冲下，从口腔往里打气，试图用气压的力量让肺部的窟窿愈合。在我听我妈说的时候，也是半信半疑，可我妈毕竟活了下来，是铁证。
在疗养院和我妈一起疗养的，百分之百的都是一些和我妈一样的老革命，革命胜利了，国家没有忘记他们，在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他们在疗养院里享受着不可思议的待遇，每人每天两个鸡蛋，一只小公鸡，主食一周不能重复，水果天天有。我妈身体不行，吃不下，就和食堂说好，把鸡蛋攒下，等我爸去看她的时候带走。在养病期间，我妈还学会了钓鱼，每当夕阳西下，我妈就会和病友到疗养院边上的池塘里钓鱼。我们家至今还有我妈在那个时候拍的照片，齐耳短发，深色旗袍，偏带皮鞋。最醒目的是腕上的英纳格手表，受来自大城市的病友影响，我妈变得时髦了。那段时光是我妈这辈子最小资的一段曰子，到了老年之后，我妈还会经常抚摸相片，给我翻来覆去地讲那时候的的事。我妈在疗养院交了好多好朋友，其中有一个姓刘的上海阿姨和妈妈最要好，书信来往了好几年，后来工作几经辗转，渐渐失去了联系。
关大娘和刘阿姨的不同是南辕北辙的，我妈喜欢刘阿姨，志同道合的，讨厌关大娘，贪公家便宜，不讲原则。
我妈既不能把关大娘送到公社，也不能让她对自己的错误有更深刻的认识，郁闷到最后，就只有冲着我使厉害，把我反锁到家里，自己去上班。
对于我妈和刘阿姨这样的人来说，十几岁就出来扛枪干革命，[***]就是他们的爹娘，公家就是他们的娘家，谁损害公家利益，谁就是和她们过不去，而关大娘不识字，革命道理一点不懂，谁也不认，但她有着家庭妇女的善良和母爱，她知道我妈把一个不到六岁的孩子反锁到家里，她是忐忑不安的。
于是，在一个绝望的早晨，关大娘突然出现在我们家，站在院中央，爽朗的和我爸爸打招呼。关大娘宽面大脸，慈眉善目，在我看来就像身披彩霞的观世音菩萨一样。关大娘寒暄完，拉起我就走，一边走一边说话给我妈听：“跟大娘上班去，咱不自个儿待家，谁愿待谁待。”我妈闻声从屋里出来，还想阻止，被我爸爸拦下，也就就坡下驴，不再说什么，跟在我和关大娘屁股后边上班去了。
经过这件事，我妈和关大娘好像比以前更好了，两个人你关心我，我关心你，整天嘘寒问暖的。我也离着糕点箱子远远的，再也不敢靠近。
转眼到了那年的冬天，临近春节了，来副食店的人猛然多了起来，家家户户都为春节的走亲访友提早准备，桃酥长寿糕等一买就买十几斤。我妈和关大娘忙得连喝水的功夫也没有，挂在横梁上包扎点心的牛皮纸绳刷刷的转着，一上午就用掉好几捆。那时候卖得多，就需要频繁的进货，有时一天两次。我妈和关大娘轮流着去，拉着一辆两个轮子的平板车，十几只铁质的食品周转箱高高的码放着，拉的时候为了省力，还要把车把中间的一条背带斜挎在胸前，身体也能用上力，去食品加工厂要路过一座铁路桥，去的时候还可以，等到回来，车上装上一二百斤点心，不用背带根本上不去。每次轮到我妈，她怕我乱跑，就带上我，让我倚着周转箱坐在车后面，回来的时候，我就跟在后面走，路过铁路桥，看我妈吃力，就想帮着推，每次都会被她呵斥：上一边去！躲远点！那时候觉得我妈脾气太不好了，现在自己做了母亲才懂得，那是怕自己万一吃不住劲撒了手，车溜下去压着孩子。
记得有一次，我妈拉了满满一车点心，在铁路桥那里长长的慢坡上，画龙一样的缓缓前行，上去之后，远远地听着我妈惊天动地的好一阵咳嗽。等我上了铁路桥，只见我妈蜷缩在地上，脸色煞白，手上，下巴上，衣服前襟上都蹭满了血。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觉得我妈是不是要死了，吓得大哭起来。
“哭啥！”我妈吼我一句。
北方的数九寒天，路上行人本来就少，偏僻的铁路桥上更是不见人影，我妈不再管我，任由我在寒风里哭。我偷眼去看她，我发现我妈的眼里也含着泪，充满惊恐。
回去的路上，我妈偏了偏路，绕道去了一个家属院，在院子里公用水池旁把自己整理干净，拉着满车的点心继续往回走，一边走一边叮嘱我：不许和别人说。
整整一个下午，我老老实实地坐在小板凳上，隔着柜台不放心地看着我妈，生怕一转脸，再看的时候，我妈再和在铁路桥上一样，满脸是血。我妈蜡黄着脸，抿着嘴唇，两只手上下翻飞，不停地忙活着，包，扎，咬绳，同样忙活的关大娘觉出来不对劲，不时的忙里偷闲瞟我妈几眼。
晚饭我妈没做，回到家就躺下了。饭是我那个干公安局局长的爸爸做的，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