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导的话让大家再次陷入了沉默，林制片想到之前从拿到本子，到选景拍摄中的一系列巧合，似乎与何导的感受有异曲同工的地方。
这时，摄影师老吴也缓缓开了口，他是一个非常追求构图美感和画面感的摄影师，以前拍摄中总会有这样那样，要么环境布景，要么演员走位，甚至是服装道具这些小细节上的遗憾，但为赶工，也为了节约胶片，这遗憾只有埋在心里。但这一次拍摄，与他之前的作品完全不同，他会很容易拍到他觉得完美的画面，他会很容易捕捉一些镜头很难捕捉的细节，他会下意识的拉近画面或推向远景，仿佛大脑中有另一个导演在指挥着这一切。但这种感觉即让他兴奋，又让他后怕，因为，他越来越觉得自己是摄影机后的一个牵线木偶。
三个人越聊心里越虚，一时都乱了方寸。怪力乱神的事就是怕凑到一起聊，相互启发，相互暗示之下，没事也能聊出事来。
当天夜里，三个人跑到东四十条口上一个大排档，弄了几个菜，喝了一箱啤酒。一直聊到摊主趴在小桌子上睡着了，终于得出了共识。正所谓酒壮怂人胆，艺自胆边生。一个伟大电影作品的诞生，一定是灵魂附体的产物，也许被电影前辈们附体，也许被时代风物附体，甚至是被故事中的人物附体，大家诡异感受的产生，正是伟大作品降世的前奏。
不能退缩，更不能回避，拍出电影的使命感对电影人来说，一生可能只有一次，片场的诸多反常，正是上苍垂青的预兆。在共同使命的感召下，三个人迅速达成了共识，坚持到底，拍下去，但剧组在片场发生的怪事，三人共同想办法隐瞒，一起安抚演员和团队其他人。
但第二天酒醒之后，林制片很快意识到豪言壮志与现实之间的差距，马上翻出了我一个朋友的电话，于是就有了我和他现在在长城饭店的彻夜长谈。
我站在房间的落地窗前，此时天色有点微明，远处的景山故宫都有了一层淡淡的亮色，亮马河的水波慢慢浮现，也许几分钟后，北京就会从睡梦中醒来，人们会忘记黑暗里的梦境，就像它从未发生过，直到黑夜再次降临，又会来一次似曾相识的轮回。
我和林制片喝完了一整瓶的威士忌，对他而言，酒是回忆与猜想中的兴奋剂，酒喝完，他已无力招架困意的侵袭。对我而言，酒是对浓缩了的时间另一种方式的小酌慢品，酒喝完，要面对的是新的一天未知与好奇的诗意想象。
我进入了林制片的剧组，而我的工作非常简单，对所有怪事有一个令人容易接受的解释，让剧组的每个成员习惯这种不习惯，并保障大家不会因为过度的刺激而精神失常。但千万不要做任何法事，那些鬼神之事，可能就是灵感的源泉，让它附身吧，一个恒久作品之后，短暂的恐惧是电影人必要的修炼。
之后剧组的变化是显而易见，何导摈弃了所有对精力和体力有不必要损耗的私人行为，老吴像个出征前的战士，一丝不苟维护着他的装备，林制片和剧组迅速打成了一片，承诺了很多让大家足够打满鸡血的光明前景。而我与他们不同，我只是坐在角落里默默的观察，也许所有蛛丝马迹所勾勒的是一个我们闻所未闻的故事。
在片场拍摄的间歇，我倒是和程曼琳聊了几次，她身上完全感受不到迅速蹿红的演员的那种轻浮与自傲，她的骨子里非常的安静，甚至有一种和她年龄不相符的淡然。让我很怀疑之前林制片给我提起的她的故事背景。
她也许是拍这个电影的原因，对老北京的风土人情发生了很大兴趣，除了问我关于这个建筑的故事、周围一些胡同名称的来历，还央求我在没她戏的时候，能不能带她去故宫、去国子监、去琉璃厂转转。
之后的某一天，我带着程曼琳，走过东华门外幽深的小街，听她在筒子河边一字一句的和京剧票友学青衣唱腔。我带着她走过银锭桥，看着她在烤肉宛的大火篦子前，托着腮，盯着羊肉滋滋的被烫熟，从喷香的羊油里冒着一股股的白烟。我带着她穿过锣鼓巷，看她和胡同里的半大小子一起爬上大槐树，去摘那些成串儿的白色槐花，放在嘴里一朵，惊讶着花蕊的甜蜜。我带着她转到琉璃厂，看她兴高采烈的给郭二爷倒茶捶腿，然后拿起郭二爷的画笔，在风筝上认真的描画。
我隐隐约约有个感觉，程曼琳并不像一个从没来过北京的游客，她懂很多老北京才明白、才喜欢的物事儿，她懂老北京骨子里的洒脱惬意，她看的北京，不是走马观花，更像是一种久别的重逢，当然，这个年纪的香港姑娘是不可能有这一份情怀的，我也只有苦笑一声，收回这些异想天开的念头。
之后，程曼琳意犹未尽，还缠着我要去接着转，我却关心着片场的事，就给曾茜打了个电话，请她抽时间带程曼琳去玩玩。曾茜这个工作狂很不情愿的答应下来，第二天一早，愁眉苦脸的来片场接程曼琳。没想到晚上回来时，曾茜和程曼琳一样，变得兴高采烈。两个人如同姐妹，叽叽咋咋地商量第二天的行程，曾茜还给曹队打了电话，以断交相威胁，让他第二天一早把车开来，俩人要去潭柘寺玩一天。
我顾不上关心两个丫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