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耕》赞颂诗：布谷声中水满溪，南畴北陇把锄犁；劝农不费田官力，腰鼓一声人自齐。
明朝嘉靖元年（1522年）《湖广通志郧阳》说：十堰在县（郧县）南，因溪作十堰以溉田。其通志专门记载《郧阳十景》：天马崖高，摘星坡峻，南门晴望，十堰春耕，萧寺留题，仙宫遗像，武阳神洞，盛水灵泉，龙滚滩声，沄洲雨意。
这证明，只要不横加干涉，郧阳到处都是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当时的官府开始屯田，并于成化十四年将十堰的土地发给官军，令其一边驻防一边种地。当年夏天，共计收获稻谷、小麦等粮食三千五百九十石三斗八升，之后这些粮食被统一集中在郧阳的大丰仓。
明朝嘉靖元年《湖广通志郧阳》说：“本府在成化八年（1472年），田一千五百一十四顷五十二亩九分，赋一万二千九百二十五石四斗四升。”而到成化十八年（1482年）时，郧阳辖区内外地移民的数量已经远远超过了本地居民数量，军屯耕地超过民间耕地。
军民杂处乐耕锄，总属中丞保障余。军民杂处乃郧阳特色，中丞乃巡抚别称。
从几乎荒芜的原始森林到有人居住再到后来的繁荣，这期间肯定离不开人类的聚集和繁衍。
秦巴山区自陕甘省略阳、凤县至湖广省郧西十二县连片的南山老林，由陕甘省宁强、褒城经四川而至湖广省竹山、竹溪、房县、兴山、保康十八县连片的巴山老林等大面积原始森林均长势良好。
郧阳府志记载：湖广、河南、陕西三省间，又多旷土，山谷扼塞、林箐深密，中有草木，可采掘食。”
左义贵对宗泉贵说：“想让这些人移民，要么像当年的项忠一样，在镇压荆襄流民起事时使用强硬手段。”
荆襄流民主要指宣德至成化年间（1426-1487 ）为土地兼并或租税徭役所迫而逃入荆襄山区谋生的农民。
他们千百为群，开垦荒地，伐木架棚，流徙不定，故称棚民，成化年间集众一百五十万，在孔门子弟的引导下，官府视之为“盗贼渊薮”。
成化元年三月，流民首领刘通（号刘千斤）联合石龙（号石和尚）、刘长子等，在房县立黄旗聚众起事，称汉王，攻襄、邓，屡败官军。明廷派工部尚书白圭为提督湖广军务，入山进讨。次年闰三月，刘通兵败被擒，十月，起事失败。
由于孔门子弟想独占这里的矿产资源，所以白圭在流民中推行强制附籍与发还原籍的政策，导致成化六年流民第二次起事。右都御史项忠受命为总督，俘其首领，并勒令流民选丁，戍湖广边卫，余归籍给田。在官府强行驱迫下，流民不前即杀，戍者舟行多疫死。
朝廷为防事态扩大，于成化十二年派左都御史原杰抚治荆襄流民，设置郧阳府与湖广行都司，流民附籍后，垦辟老林，从事农作，开发资源，荆襄山区逐渐民户稠密、商旅不绝。
项忠，正统七年(1442年)，考中进士。授予刑部主事职，晋升为员外郎。跟随明英宗北征瓦剌，兵败被俘。瓦剌人命令项忠养马，项忠乘敌军不注意挟持二匹马往南奔逃。马跑不动了，项忠弃马，光脚徒步走了七天七夜，才到达宣府。
景泰中，项忠由郎中提升为广东副使。天顺初年(1457年)，任陕西巡察使。不久因母丧，辞官回家服丧，陕籍军民纷纷到朝廷请求留任。得到英宗同意。
天顺七年(1463年)因陕西连年遭灾，项忠命令开仓，以180万石粮食救济灾民，并奏请免陕西税粮91万石。
天顺七年(1463年)十一月，朝廷以大理卿召项忠赴京，陕西父老又一次要求朝廷挽留项忠，英宗将项忠提升为右副都御史，巡抚陕西。
当时西安水质多碱不能饮用，项忠组织人力开龙首渠及皂河，引水进城。又疏浚泾阳郑、白二渠，灌溉泾阳、三原、礼泉、高陵、临潼五县田地七万多顷。
不久，居住在洮(洮州，属甘肃省)、岷(岷州，在甘肃南部)的羌族起事。项忠上疏说:“羌族入侵，目的在劫掠财物，如果将他们全部杀尽有伤仁慈，只是抚慰则不能显出大明的威武，请让我视机行事。“
英宗同意后，项忠率陕西子弟兵到边境占据险要之处，摆好阵势，要讨伐羌族，其实只是虚张声势。羌族首领见项忠声势浩大，吓得一一投降，项忠的机智用计，使边境百姓安居乐业。
成化元年(1465年)，项忠为整饬军纪及选拔武官，上疏说:“三边大将遇敌逗留，虽云才怯，亦由权轻。士卒畏敌不畏将，是以战无成功，宜许军法从事。庙堂选拔将才，一年多来没有一人应诏。陕西民风强劲，古多名将，难道如今就没有人才吗?其原因在于武将不能答策罢了。现今学校中的生徒善于答策者百人之中也不过一二，为何要以此要求武人呢?“
宪宗认为项忠的意见正确，允许项忠在实际工作中选拔武将。
成化元年(1465年)七月，鞑靼毛里孩扰榆林，八月扰延绥(治所在今陕西绥德)，项忠与彰武伯杨信合力抵御，大败。毛里孩深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