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当日刘坤一的治绩类似于传统中国的变法模式，比如着手整顿吏治、提倡儒家道统的教化、开源节流、与民生息等，以期恢复太平天国之乱后受动摇的固有秩序。在整顿吏治方面，在初就任巡抚的四个月后，便一次撤换过知府、知州及知县8人，其后九年的任内又撤换布政使及按察使7人；提倡儒家道统的教化上他复兴书院、向各府州县印发《佐治》及《学治》等书，又奖励士绅，提倡儒教；对财政上的整顿有精简勇营以节省军费，将由地方乡勇数43000人削减至5700人，又调补绿营缺额，以免军中有人夸大军额以侵吞军款，同时整顿厘金及关税，使厘金收入由年均87万两增至153万两以充实地方财政；又减低农村赋税、提供粮种及农具以复兴农业经济，与民休息。而对军事的改革则只有在1874年，亦即在他离任巡抚一职的前一年才推行军队采用洋枪。
中期
在1875年，刘坤一署任两江总督，又在翌年晋升为两广总督直到1879年，之后在1880年开始担任了两年两江总督兼南洋通商大臣。从这时期开始，由于因为官职调升的关系，开始接触及认识西方事务（两江及两广总督驻地分别是和洋人商务往还较多的江宁及广州，相反江西只是一个内陆省份），并对洋务作有限度支持。在署两江总督及两广总督任内期间整顿治安，主力清剿哥老会及海盗；又在任两广总督时认为赌风不良而禁赌；在任两江总督时沿袭他在任江西巡抚的整顿财政政策，精简勇营以节省军费，将地方乡勇数裁减四分之一，又减免捐助陕西的军饷、并查办招商局贪污。推动洋务方面，在任职两江总督期间发展海运、支持江南制造局造舰及提议各兵工厂生产专门化。然而，他又反对采煤及发展铁路，其中反对发展铁路的原因是担心铁路会令挑夫和大运河的船家失业。
后期
在1890年开始，他复任两江总督兼南洋通商大臣，1891年又受命帮办海军军务，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时被
刘坤一
授予钦差大臣职衔，节制关内外各军对日作战。刘坤一在此时期对洋务的态度比之前更为积极，包括推动现代化政策如推动江南制造局自行练钢、提议在湖南开采煤矿及自行兴办铁路，在1895年与张之洞联名上奏倡议包括军队、经济及教育现代化的改革，又参与组织如在1895年加入主张变法的强学会，并捐助五千两白银。除了推动洋务外，他继续以往传统变法式的整顿吏治及治安的政策，包括保荐亲民的知府知县8人及办理团练，在1892年肃清两江境内的哥老会。在1898年戊戌政变后强烈反对慈禧太后废黜皇帝光绪，在1900年义和团乱时主张严厉镇压并和李鸿章、张之洞、袁世凯等人倡导组织了东南互保，保障了东南各省免受团乱为祸。其后在1901年又与张之洞联名上《江楚三折》，主张育才兴学、整顿变通朝政、兼采西法以扭转清朝江河日下的局面，开启了清廷晚清改革的先声，然而，在改革开始不久，刘坤一却在1902年去世，赐谥忠诚。
编辑本段
思想过程
刘坤一从信奉儒家经典的封建士大夫发展成为晚清著名的洋务外交活动家，其思想大致经历了三个转变阶段：1865—1874年（同治四年到同治十三年）为第一阶段，这是思想保守时期；1874—1881年（同治十三年至光绪七年）为第二阶段，对洋务新政的态度由排斥转为间或支持的时期；1890—1902年（光绪十六年至光绪二十八年）是第三阶段，是其洋务思想的成熟时期。
保守时期
从1855年从军到1865年任江西巡抚这十年，刘坤一主要涉足军旅，一则因忙于攻城守地，一则因地位低微，其思想特征尚未完全显露出来。及至1865年出任江西巡抚，且一任九年。
刘坤一
赣抚时期，是刘坤一政治事业的初创时期，也是他政治思想的奠基时期。由于客观上僻居内地，且忙于军务，地方兴利除弊成为头等政治目标，故他无暇接触新思想、新事物。主观上，由于他成长于闭塞而又民风强悍的湘西邵阳，不怕死、不畏难、不服输的“宝古佬”气概染之全身；加之饱读儒家经典，具有十分强烈的民族气节；更由于他是通过镇压太平天国等农民起义而从异途进身为封疆大吏的，较之他人对清廷更多了一份忠诚。基于这样一种文化精神底蕴，“忠君”、“安民”成为他一切政治活动的中心和出发点。早年他从镇压农民起义的亲身感受中，认识到只要弘杨传统文化中的精华就能完成政治任务。故而，他对洋务派提出的“洋为中用”、“师夷之技”等思想和做法是不相信的，对洋务派确立的以富国强兵为目标和推行以模仿西方为主的一系列改革措施，表现得不热心，明确反对兴修铁路、架设电线和采用西法采矿。在他看来：“富强之道，茫如捕风击影”，“造炮、制船亦都隔膜之事”，“造炮，我尚得用；制船将与洋人争锋海上，以我所短，敌彼所长，学孺子之射以射孺子，恐终为所毙”，因而“何必多糜金铖，徒为洋人所笑?”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