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三年的期间里，要再发行这么多的银元出来，逐步与官银相取代。但是要是直接将这么多的银元投入货币市场，那么因为是双币制，所以立即就等于是货币膨胀了百分之百，这对于经济安全来说是致命的。再说我也没有那么多的金属银来铸造银元，所以，只能以微量来逐步取代。
这几项现象，都是对发行新币的例好现象，所以，在颁行新币的诏书中，除了声明新币的稳定性由皇家保证不容置疑之外，还申明了金属银在流通中的有效性期限是三年，同时宣布正式停止铸造官银。原有的各铸银州府，将派出专门机构，在全国若干个区域内以新币回购流通领域内的官银，以三年的期限到期为止，将禁止一切金属银和金属金在货币市场上的流通。天下臣民一体见证，若有籍此机会囤积银两以牟利者，一经告发，严惩不怠云云。
同时这还有一个好处，就是避免了以往中国经济对银本位的过度依赖，因为中国本身产银量并不多，并不足以影响到这个巨大的经济体，所以，对外来银两的需求就更为严重，而近几十年来由于大量的外购商品，银两流出更为严重，通缩是早就存在了的现象，但是根本没有这方面的见识也没有这方面的能力来改变这个现象。当时我这可怜的一点点经济知识都几乎没有人有个基本的概念，只是知道一枚制钱有的地方能买三个馒头，有的地方就只能买一个。有的地方譬如山西，二两银子一年的收入已经是下层老百姓中不错的了（按，很多人说的什么乔家大院，那里面的那些银号的学徒工，一年的收入就是2两白银，转正后4两。北京雇一两大车一天，也只要十几钱银子。所以说清末不穷，是怎么穷的？活生生给赔穷的。）
当然，这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新币会不会有人抗拒，会不会有人使坏，这都是问题。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还要请外国帮助铸币，本国的铸造能力还是不足的，三年时间里要铸造一百亿枚银币，实在是有些难了。这里面还有一个经济安全问题，管理也是一门大学问。
银币的成分也有学问，加入什么样的金属，多少比例的什么金属，才能弄出又划算又好看的银币来，中国人图个光鲜，你一个土步啦叽灰不溜秋的银币拿出去，使的人都觉着丢人，谁会爱用？当然，一两银子一定要铸造出不止十三枚银币来，政府这个生意才划算，才不会造成更大的赤字。
还有一个就是保证金的问题，从黄金城秘密运送到北京的数吨黄金经过海路和陆路，由载洸亲自统领禁卫军远赴黄金城押运回户部国库，所有人只知道这运的东西非同小可，但知道运的是什么的只是寥寥数人而已。凤翔统理黄金城事务，他的财产也在密切监视之列，金子是个好东西，人人都想要，在黄金城的那支部队，我所知道的发了财的人不少，但是我也不想追究，在那个东西面前，不犯错的人恐怕真得不多。
黄金的国家专营谕旨也在拟议之中，将来总有一天，这个东西将全面禁止私人和没有许可的商号擅自经营，这样就可以在可以接受的程度上控制住一些漏洞，要完全堵灭这些漏洞是不可能的，在此之前，只能尽量的缩小偷机者的范围就是了。
有了黄金作储备保证金，再辅之以缓慢流通新币回购旧币，日子久了，老百姓用习惯了，慢慢的就会接受这种新币，我的渐进式货币改革也慢慢的跨出了第一步。
当然，黄金还有另一个用处，就是在国际市场上出售了一些，一部分用来给阿姆斯特朗公司充作货款，一方面也给国库一点银子垫底，我内帑又拨了两千万两给户部，可以算是有了一点保证了。
可以想象不久的将来，为了平息通货紧缩的现状，增发银币势必是势在必行，货币改革改好了，可以给经济起飞更多的动力，经济的腾飞和教育军事工业工业的起步也是密切相关，这几样都弄好了，我的国家不说其他的，世界前四还是跑不了的。英美德中，预计一九一零年代即将开打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我的国家还是那个可怜巴巴的弱国吗？德国人还会不远万里给某孙姓要人送来两百万马克来请他利用自己的影响力斡旋让中国不要对德国开战么？他欣然收下之后办事未成一怒而出走日本开创某个人政党，也算是后世一桩憾事了。（当然，某他手创的党不听他话也不仅仅表现在这一件事上。）
想起这位孙某，也触动了我一桩心事，就是西方医护制度及西医的引进问题，本来大规模的战争就会容易造成大规模的伤员，就像当年克里米亚战争让南丁格尔女士找到了她一生奋斗的方向和事业一样，这一次中俄战争也让他找到这份事业的话，那就太好了。当然，也许他可能也会想修铁路，但是想到他那实际的办事能力和宏愿，我还是打算把铁路事业交给詹天佑比较合适。
西北的战争造就了大量的伤员，库伦的医护中心早已无力承担了。因为西线战事相对来说比较平稳，除了一些俘虏的伤员和少量的本方伤员之外，西线的压力并不大。倒是库伦方向双方两次大规模的行动累计造就了本方五万多人的伤员，其中轻伤的占一大半，有许多人其实简单的手术之后就能够好转，但是由于设备和合格医生的欠缺，大量的人都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