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候,天下还是天下,只不过不是后来的天下。昭律还是个成日里只知道拿着个蛐蛐罐和吴永嘉斗蟋蟀的熊孩子，而虞婵还是个在相距数千里之外的樊国王宫里静心学琴棋书画的小女儿。
那时候,朝明殿的主人还是武王。昭律孩童时对这座宫殿最深刻的印象就是,不论什么时候，朝明殿里总有各色大臣来往；白日里人流行色匆匆，黑夜里烛光昏黄透纸。
那时候，越国所有人,上至令尹司马,下至平民百姓,没有一个不知道，武王是个为国为民的好王上,勤于政事,心系民间。
所以就算是因着称王的缘故，越国边境动荡，大小战争不断，但基本民心还是向着武王的——只要比一比，就知道周边的国家也好不到哪里去——征兵，税赋，哪里都一样；武王至少治下有方，若是有人敢明着面地做一个昏官贪官，那下场只有更惨，没有最惨。当然了，那时的秦兴思也还是一个好官，尽忠职守。
乱世之中，最苦的从来是百姓。他们甚至不用多大的恩惠，甚至从来没有见过传说中的武王是什么模样，就听信了那天边传来的消息，相信他们的君王是真的尽力了——即使只是一个虚无缥缈的存在，也是他们能够借之来安慰自己继续活下去的存在。
幸好这指望不完全是假的，至少武王自己不想让它成为假的。他不满足于越国的南方之地，不满足于周遭臣服的小国；他将目光放到了洛水以北，他看到了那边的土地牛羊，还有位于三角洲上的、蒲朝最重要的地方——洛都，安放着象征天下的九鼎的洛都。
这说出去，只会被人说成大逆不道。但是几个越国心腹重臣都知道，并且都誓死追随武王。因为，他想要称霸天下，除去他自身的野心，还有更加冠冕堂皇的理由——安天下。
从武王上一代开始，蒲朝的内部争斗就初现端倪。天天往呈都里报的快报通常都是一类消息，百齐换了新候，樊国打退了陈国，诸如此类。而坐在洛王宫高位上的天子，太子虞墴的父皇恭王虞坚，已经是垂垂老矣，不日将暮。一是根本腾不出手来整治下头，二是根本不觉得会出什么事情，于是就一直拖着，顶多就发几个不痛不痒的诏令，显示天子还存在。
最后，就拖成了再也无法扭转的局势。蒲朝建立数百年，当时的分封制到现在已经变得摇摇欲坠——每块封地里，诸侯都享有绝对的自主权；时间一长，哪儿还有人能时刻记得，诸侯上面其实还有一个天子？
当时实行分封制的蒲朝太祖一定没有想到，在时间的流逝中，没有天灾，没有人祸，天子的权利却慢慢地被架空了，以至于到最后的话语权也只剩下了表面。这也就直接导致了，后来虞墴一度有心采取强硬手段来制止诸侯的争斗，但是手里没有兵权，只能有心无力，坐看大厦将倾。
这天下，人心不定，局势就不会定。而能定人心的，不是几百年前的圣人，而是现在能让天下人吃得饱穿得暖的人。无论是谁来做这个人，总都会有人来做这个人。
武王不敢说他就是那一个，但他觉得他是比较早意识到这点的人，也是比较早动手为此准备的人。他小心地观察了几年，最终觉得他们昭氏可以在其中分到一杯羹，只要动手。他们越国本就拥有优势，最大的对手也就是魏国而已。
于是越国开始了对北面的征战。十几年来，从东北到西北，武王慢慢地把自己国家的疆域扩展了之前的四分之一。越国本就是占地最大的诸侯国，这么一动静，实在太招眼。只不过等洛都的人回过神之后，事情已成定局。而在洛都之北，魏国也在采取同样的攻势。
让哪边退？怎么让他们退？洛都里的清流派大臣几乎都愁白了头。他们有的是舌战群儒的本事，但对方如果不是儒呢？更何况，越国就罢了，魏国没称王，叫他们拿出什么理由来阻止？
但是这些都不在武王关心的范畴里。他关心的是，他能不能比他的老对手魏怀公田博多撑过些时候，他能不能在他有生之年里看到他称霸天下。要知道在越魏两国的战争里，表面上看着势均力敌，但还是他们越国坐收天时地利，更有后劲。
武王之所以会这么想，这么着急，都是因为他自己的身体。如果一个人年过中年，在外常年征战，在内熬夜批改折子，就算有各种珍馐佳肴名医相陪，也免不了身体不虞。他就察觉到了这种变化，并且意识到，他很可能来不及实现他的宏图大志，他原以为时间足够、能够成功的宏图大志。
武王一生醉心于国，后宫凋零，根本没有什么宠爱妃子，也就一个老来子，就是昭律。子息只有一个，未免单薄，是个弊病；就这么一个儿子，那自然各种东西都教了，也免不了千般疼万般爱；虽然也有控制尺度，骄纵倒也不至于，但是那种眼里只有自己的性子已经很难改了。而作为一个君王来说，这其实也算不得是什么坏毛病。
在急需一条退路的时候，谨慎如武王，也不得不赶鸭子上架了。彼时昭律十几出头，正是年少气盛的年纪，也不知道武王的担忧，不怎么听得下长辈的话。往往是武王训几句，他当面点头应了；一转身，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