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李自成和吴三桂的誓约，李自成不但立刻将太子还给了他，而且还答应让出北京城，让吴三桂去辅佐明朝的太子，“自誓以后，各守本有之疆土，不相侵越，所有大顺已得之北京，准与五月初一交还大明世守。”而誓约的最后一句则是：“如果北兵侵扰袭掠，合力击之，休戚相共。如违此誓，天地亟之。”
“归还北京，做摄政王，闯王开出的条件真是很不错啊。”如果不是有前世的经验，邓名估计大部分听到这个条件恐怕都会心动，毕竟当时清军还没有在关内成功立足过，如果吴三桂不献山海关的话，估计还是不能；而吴三桂凭借这样的功劳，很有可能成为曹操一样的人物，挟天子以令诸侯。虽然巩焴没有讲，但邓名觉得李自成开出这个条件的时候，肯定会认为至少能安抚吴三桂一段时间，但却没有想到吴三桂毫不犹豫地倒向满清了，放弃了独立权，掌握朝政的机会、以及再造朝廷的功勋，剃发投降了多尔衮，甚至连一丝的犹豫都没有。
“吴三桂知道他根本守不住这么多东西，就算他贪心拿下来，最后也得被别人夺了去，而且还会多面竖敌耗尽他的兵力。不过所谓人为财死、鸟为食亡，平西王面对这么大的诱惑，居然一点儿也不心动，或者说就算心动也绝对不会为此去莽撞行事，当真是豪杰啊。”说到后来，邓名对吴三桂都忍不住用上了平西王的称呼，换个稍微头脑不清醒的人，恐怕都会抱着“富贵险中求”或是“不做怎么知道做不到”的心理去赌一把，替李自成挡住多尔衮，或是暂时继续中立，而不会让清、顺之间的平衡被立刻打破。
对吴三桂来说，这无疑是极其明智而且有利的选择，但对中国来说，则是大不幸了。收起所有对吴三桂的轻视之心后，邓名又开始琢磨李自成的策略，发现其中的算计也是相当了得：“北京刚刚拿下，闯王说还就还，如果能不毁约的话——那闯王还真是拿得起、放得下。”
“皇上当时的难处和吴贼一样，甚至比吴贼还要大上很多，”巩焴又是一声苦笑：“而且早已经骑虎难下，国公大概想不到吧，在山西的时候，皇上、平章就不想打北京了，但形势比人强，逼得皇上不得不一步步走到北京城下，当时若是能把北京扔给中立的吴三桂，坐山观虎斗，那平章恐怕做梦都要笑出声来。”
永昌元年，李自成刚刚取得陕西，同时命令袁宗第经营湖广，河南的根据地因为东林大佬侯洵在开封掘河，已经变成了一片泽国。四川的张献忠态度暧昧，北方已经和清军接壤，大顺的战略形势依旧相当严峻。
而一开始对山西的进攻，本意也是为了西安的安全而发动的扫荡性战争。当时明廷判断李自成如果有意进攻京师的话，也肯定不会走山西这条路，因为上面重兵密布；但没有想到李自成偏要走这条路，因为李自成的目标本来就是严重威胁西安安全的这些明朝重兵，而不是北京。但出乎所有人的预料，山西明军闻风而降，十几万大军向六万顺军交出坚城要塞。
“东征唯一一场仗就是宁武之战，放在河南可能这都不算什么，因为周遇吉前后就守了一天，然后就被我军击败了。在河南的时候这种一天见胜负的仗估计很快就不会有人记得了，但东征中的宁武之役被反复提及，就是因为实在没有别的好提的了。而且就是周遇吉，其实都是误会。”永昌元年的东征，是大顺的辉煌胜利，但巩焴说起来却毫无喜色。
“误会？”
“是啊，从西安出发的时候，我们有六万军队，权将军（刘宗敏）带着两万前锋，号称五十万，皇上带了四万人，号称百万。我们宣布要推翻明廷，号召地方官吏献土投降——出征嘛，总要有点气势，把目标说的大一些。但没有想到居然这么轻松，出兵后不费一刀一枪，就拿下了大半个山西，受降了十万多明军。而周遇吉把我们的檄文信以为真，误会我们确实是要奔北京去的，所以他弃城逃跑，放开了通往北京的大道逃去西北面的宁无关，多半心里琢磨着：你们不是要去北京吗，那你们过去好了，让我呆在这里看看风头。”但李自成此战的真实目的是为了保证西安的安全，当然不能让周将军在身后看风头，就离开大陆追了过去，赶到宁武城下把他消灭了：“打宁武用了一天，打完皇上就想回师了，因为连姜镶都投降了，整个山西已经平定了，明廷能够用来威胁西安的重兵已经全部不复存在了。”
“可你们没有回师，”邓名隐约猜到了李自成的难处：“因为投降的明军太多，闯王养不起了吗？”
“正是，陕西三边本来就需要外地赋税的支援，不过靠着整顿吏治，还有没收的秦王府财产，我们还支撑得住；但山西也是一样，每岁都要上百万两的军饷，以前是明廷给，但现在投降我们了那明廷肯定是不给了。这十几万降兵降将，把他们统统遣散吧，那以后恐怕就没有人愿意投降大顺了，但如果不遣散，平章说那是万万养不起的。”
因此在姜镶投降后，李自成的东征非但不能胜利结束，反倒要为寻找新的财源而战，这时李自成发出了东征后的第二道檄文，劝崇祯投降。不过在大顺取得空前大胜后，檄文看上去反倒像是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