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限，而不是像过去那样本着“欠债还钱，天经地义”的精神对此不闻不问。这样农人就不太可能会被沉重的利息压弯了腰，即使一个刚到并且不享受任何优惠政策的贵州籍俘虏，他们也可以盼望靠着一年的收获就清偿全部的债务——自从都府规定了私人银行的利息上限后，大批贵州人都向私人银行提出贷款要求，用这些从银行借来的钱，去偿清之前借的高息贷子。
几家私人银行根据过往的经验，觉得农民在没有生存压力后是不会再借一个子的钱的。他们中也有人当过农人，知道农人正常情况下的梦想就是勤俭持家，给儿子留下尽可能少的债务，若是能够清偿全部的债务那就是最美好的生活，缴纳皇粮后就可以享受剩余的全部产出——这种情况下农民不会有任何借款的要求。
因此银行都认为都府这里的农人在一、两年之后就不会再是银行的客户了，就算还有农民向银行借钱，也只能是刚抵达这里的无地新人，这些人同样不会是长期的客户。成都这里的钱庄要想生存下去，就需要找到合适的长期客户。
邓名之前虽然嘱咐过刘晋戈和熊兰要扶持一下城内的工商业，但他们二人也没能商议出一个妥帖的扶持章程来——政府不能对每一个行业都像马行那样地全力出资支持，也没有直接出面给其他行业担保。政府不给这些行业作保，又不承认过高的利息，私人银行就只能很小心地借贷给诸如铁器行这种稍微好一些的行业。
比如今天这个派伙计来找卢欢的银行老板，他主要的客户人群也是农人和情况稍好的那些行业，由于好几家银行竞争，他的银行能够获取的利润非常菲薄。经过计算后，到年底盈利大概只能稍多于支出，银行老板在声音清淡的时候，就在春熙路上的一家铁匠铺里干份烧火的零工——刨去伙计的工钱、成都的税收、店铺的租金，给铁匠烧炉的这份兼职的收入和作为银行老板的那份收入在同一个数量级上。
今天听到衙门那里传来的消息后，这位银行老板立刻意识到这是一个机会。都府对利息的限制主要是针对个人借贷，目的是为了保护农民的腰不被压弯。邓名前世听说过“风险投资”这个词汇，他不知道具体的规则，就处于他的理解允许银行与那些急需贷款的商行自行商定贷款利率，成都官府对此不作太多干涉。
以前盐行老板们不是没有考虑过借高利贷，但无论是他们还是银行老板都不敢说邓名一定能够快速打开市场，对双方来说这都具有极高的风险，所以他们在利钱问题上始终无法谈拢。双方都本钱很少谁也不敢豪赌一场，于是就此作罢。
现在盐业出现了巨大利好消息，这位银行老板觉得可以降低利息放贷，想必盐行诸位老板在得知这个消息后，也会敢于借钱了。想到这里，银行老板就急忙向打工的铁匠铺请了一个时辰的假，急匆匆地赶回自己的银行，让里面的经理、伙计们火速出动，去寻找并向五大盐行老板报喜，并在他们返回都府的路上推销自己的银行业务。
“快去都府吧，”卢欢的朋友对他叫道：“若是真的，你要请客了。”
“哪怎么使得？”卢欢想也不想地拒绝了：“说好了今天我要做一天工的，昨天你都把今天的工钱给我了。”
接着卢欢就向银行经理告罪，后者摆手道：“无妨，无妨，那我就在这里等卢老板好了。”
于是卢欢和他的朋友起身开始劳作，银行经理在边上冷眼旁观了片刻，突然张口问道：“要是打半天短工，工钱怎么算？”
“晚饭管饱，再给你两元，怎么样？”卢欢的朋友问道。
“好咧。”银行经理当即挽起袖子和裤腿，拾起扁担去挑水，他的任务就是陪卢欢回城，反正闲着也是闲着，还不如做点短工挣几块钱。
三个人在田间忙碌了一会儿，又有人喊着卢欢的名字到来，这是另外一家银行的人，也是闻讯赶来给卢欢报喜的。
“你来晚了。”先到的那个银行经理提着水桶在陇间来回奔跑，冲着新来者高喊着：“我先来了。”
见迟来一步，第二个人也只能自认运气不好，再次给卢欢贺喜后掉头而去。
不久后又来了第三家的伙计，这次是卢欢作答，他指着一旁忙得满头大汗的银行经理，告诉来人他已经得到喜讯了。
当天晚上盐行老板和银行经理就住在东家屋里，第二天刚蒙蒙亮，二人就起身给东家砍柴火，而卢欢的朋友则做了两碗面汤给他们，除了精致的早饭外，朋友还替卢欢给了银行经理一元报喜钱，后者高高兴兴地收下了。
两人返回成都的一路上，卢欢和银行经理就讨论了不少借贷的利息问题。
在刘晋戈的衙门里，卢欢见到了陪同邓名出征的叶天明，其他三个留守成都的盐行老板也到了两个。刘晋戈告诉在场的四位老板，他们最后的那位同行还在放牛，他说已经预支了东家好几天的工钱，不好在这个忙碌的时候请假。
刘晋戈用理所当然的语气说出这番话，其他四人也都表示理解——既然拿了工钱，又答应了东家，那当然要勤快做事不能偷懒——在卢欢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