荆山之败,就似给正在沸腾的南廷朝堂当头浇了盆冷水，“咕咚”冷静下来,“指日可待”的北伐胜利仿佛是海市蜃楼的一现,这使正在期待一场场胜利的赵构和诸多大臣们又醒明过来：他们面对的对手是灭了金国、平了西夏的当世强军,岂是容易打败的？
“从大局上来讲，适当的泼泼冷水，有利于打击朝上某些人沾沾自喜的过高自估,以为有了枪有了炮,打了两场胜仗,就是天下无敌的雄师了。这跟有了绝世宝刀，就以为老子武功天下第一,一样的可笑。”卫希颜在给名可秀的信中这么戏谑地写道。
她认为荆山之战的失败,反而对她和名可秀谋算的大局有利。当然,她不会为了这个大局玩手段“放水”，让南军战败。即使她不惮于战争牺牲多少将士的性命，但也不至于拿士兵的性命去玩阴谋，莫说名可秀不允许，她自己也有底线。
虽然卫希颜认为荆山之败不算坏事，但对国防第四军将士来说，战败是耻辱，尤其与前面两场胜利相比，就更加令人难堪了。国防第四军曾在对金战争中立下赫赫战功，即使打得再艰难的战斗，他们也最终取得了胜利，而在南北之战中他们首战就被北军打败，从上而下的士气都受到了打击。而对高师旦等上层将领来说更为难受，因为他们的战败不仅仅只是一次战事上的失利，而是导致了更严重的后果——邓州之失。
邓州在襄阳府和洛阳之间，西面是北廷的均州，南廷失去邓州，就相当于将襄阳府置于东房州、西均州、北邓州的三面包围之中；而且，失去邓州，洛阳与南面的联系就被从中截断，使之只能与东南的汝州和颖昌府相联，而使洛阳在北、西、南三面都陷于北廷包围中，从而使南军这座“桥头堡”的攻防之势从有利变为不利。
卫希颜在国防第四军的战后检失会上，对将官们道：“胜败乃兵家常事，一次战败算什么？若不堪承受战败之耻，北军两次战败就不活了？……军人的意志，就是在胜利和失败中不断锤炼和磋磨，做到胜不骄，败不馁，才是真正的强军。”
在高师旦等将官检讨作战教训后，卫希颜又总结道：“分析这场战斗我军为何会失败？要从深里挖原因：其一是对炮火形成了依赖，这就在战术上产生了思维惯性，每战必用炮，而没有深入思考武器的适用性；其二，没有认真分析对手的优势长处，做到知己知彼。郭忠孝的军队是打赢了平夏之战的西北军，与惯打平原战的河北军不同，西北军既能打平原战，也擅打山地战。而我军在金国打得最多的，是平原战，打得最艰苦的战斗，也是平原战，”因为女真骑兵更擅长平原野战，“这让我军在面对山地丛林战时就准备不足，包括心理上的准备，和战术上的准备，仍然习惯用老一套的战术来对付新的对手，应对已经发生了变化的战场，怎么能取得胜利呢？”
卫希颜在前两次会战前后，对中部、东部战场的将官讲话，是赞扬“武器致胜论”，因为除了吴安国的军队外，种瑜、吴玠、韩世忠麾下的军队都没有参加过灭金战争，军中有渴战的士气，而无骄气，在面对北军这种强敌时，必须用火力武器激发将士的信心，和使用先进武器的荣耀感。但对高师旦的部队，则是要批评对武器的依赖性，防止在军中出现“唯武器论”。
她在最后又鼓励众位将官，说道：“……南北之战不是几次战斗就能决出胜负，这是一个长期战、持久战，一时的胜利不足以骄傲，一时的失利也不足以沮丧，这场战争就是你们的磨刀石，只有意志顽强的军队才能打赢这场战争。”
高师旦和监军商庆之对视一眼，心里都落了定：枢帅这么讲，就表示不会因一战之败而撤将。军议之后，随着诸位将官传达会议精神，国防第四军的士气又回升起来，很有知耻而后勇的势头，士卒训练更加刻苦。
但朝中对邓州之失极为恼怒，眼见大好局面，一下就丢了一半。赵构的心情比较复杂，既心痛邓州之失，却又隐约欢喜卫希颜的“不败”神话被打破。怀着这种不可对人言的隐秘心理，赵构觉得败军之将的高师旦和商庆之也没那么可恨了。却有朝官在朝会上弹劾，说高、商二人误战失地，应当撤职。枢密副使李邴当即反驳，宰相丁起也不同意撤换将领。赵构当然知道临阵换将是大忌，但又想借此打压一下卫希颜，遂派兵部侍郎卢法原和内侍曾安石为使臣，前往襄阳宣责诏，不仅问责高师旦和商庆之战败之失，也问责卫希颜用人不当。
同时，赵构又密令卢法原和曾安石，询问卫希颜换将之意。
若卫希颜同意换将，则失将士之心；若不同意换将，则要为高师旦和商庆之立下军令状。无论卫希颜同意与否，赵构都会坐收其利。
两位使臣轻车简从，很快到了襄阳。
卫希颜对责诏没有放在心下，且不提赵构的小心思，打了败仗自是要惩罚，有奖有罚才公平，但降武阶可以，撤职换将却是不行。
卢法原、曾安石秉皇帝之意私下询问卫希颜换将之意时，她态度鲜明反对，“北廷可有撤换何灌、张所、岳飞、刘锜？”问得两位使臣咳声无语，当要求立军令状时，卫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