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学考察团半个月行程的第一站是洛杉矶，最后一站是波士顿。同跃给田靖的信中写得很明确，他们宿舍都是中国人，打电话可以直接说中文。
去波士顿的前一天晚上，田靖在纽约旅馆给同跃打电话。拿起电话筒拨号时，田靖忐忑不安，手心渗出了汗水。三个多月前她就写信给同跃告别他们的恋情，本以为可以坦然面对同跃。田靖深吸了口气，对照旁边放着的电话号，按下一个个数码键。
“Sophia-Gordon-House”还没等她开口，电话里传来一段响亮流利的英文。
田靖吓了一跳，她原想会和国内一样听到对方会说“喂”，最多也不过是“Hello”。她听不懂这段英语是宿舍的名称，也没有思想准备。第一时间的反应是自己拨错了号，但她清楚地记得是一个号一个号对照拨的，不会错。也许同跃宿舍最近搬进了美国人？也许美国人来做客、串门？
许多念头在脑海中飞快闪过，但是已经接通的话筒没有时间让她沉默，情急之下又找不到适当的英语词汇。
“I……I……I-made-in-China.”
耳朵旁传来对方的笑声，说话改成了中文：“请问你找谁？”
田靖松了口气：“对不起，请问肖同跃在吗？”
话筒里传来对方大声地呼喊：“同跃，你的电话。”
经过十多天的考察和相处，这些来自全国各地的医学精英之间的关系变得亲热融洽。在离开美国的前一天晚上，大家都兴奋得睡不着，聊天到深夜。这些人绝大多数是卫生系统的行政领导，几乎都是第一次出国，见闻和感想太多了。不像专业人员，他们早就将日常工作中没用的英语还给了老师。来美国前临时抱佛脚看了几天口语对话，实际用起来却常常出洋相。
田靖向大家讲述了今天给同跃打电话时出的丑，“上医学院时哪门功课也没有英语花的时间多，咋需要的时候就想不起来了。见面时我的同学还调侃我‘革命已经成功，同志无需努力’。”
一位女士介绍了他们下午的经历:“我们下了公共汽车，很快就是一个十字路口，大家反复查了地图，往左拐300米左右就到了哈佛大学。就怪老陈，偏要多此一举。”
老陈是一位中年男子，他颇为惭愧地说：“对不起，真对不起。”
同伴们问怎么回事，老陈说：“我想保险起见，最好再问问路人，确定一下。我们几个人还核对了一下问路的英语应该怎样说。一个小伙子正好走过来，于是我问道：‘We-want-to-go-to-Harvard-University.-Should-we-turn-left?’，那人只回了一个字‘Right’，结果我们走反了方向。当时谁也没有想到right此时不是指右边，而是‘对的’，是‘You-are-right’的缩略语。”
田靖说：“Right，所以你们走反了方向。”
大家一阵笑声，老陈又说：“后来又出了一个更大的洋相。”
他们参观哈佛大学时，在图书馆台阶照相留念。老陈为找最佳角度，跑动时不小心撞到一位从图书馆出来的大胡子学者。
老陈赶忙赔不是：“I-am-sorry.”
按照《英语会话速成》，老外这时应该回话“Not-at-all”。没有料到大胡子说：“Ｉ-am-sorry-too.”
老陈不知如何是好，出于礼貌接话说：“I-am-sorry-three.”
这回轮到大胡子糊涂了，他不解地問：“What-are-you-sorry-for?”
糟了，还没有完！老陈只好接下去：“I-am-sorry-five.”
北京宣武医院的黄副院长此时推门走进，看到大家笑得这么欢，问明了缘由。他说：“前天我们在纽约叫出租去看自由女神像，我那英语才叫丢人丢大发了。”
所有的人都觉得蹊跷，黄院长属于仅有的几个以前来过美国的人，谁都觉得他的英语最棒，争着请他做向导和翻译。
前天黄院长和另外三个团员约好一起去看著名的自由女神像。四个人一合计，摊在每人头上，打出租可能比公共交通更合算。
一辆出租车被他们叫停，黑人司机问身边的黄院长去哪儿，他记不起自由女神像的英文叫“Statue-of-Liberty”。好在他有经验，根据中文直译，连带手势比划最后都能让别人明白。
黄院长说：“We-want-to-see-free-woman.”
“What？”黑人司机转过脸，不可思议地盯住黄院长，无不嘲讽地说：“Hey-man.-Here-is-America.-Nothing-is-free！”
“Come-on!”一句地道的口语不假思索地脱口而出，黄院长第一次准确地使用这个短语，心里无比自豪。这句口语在书上看到过无数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