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我写的文章在报纸上发表了，是我参加游行后才知道的。那天游行结束得比较晚，等把所有东西送回学校，大家解散后，我独自回家，路过总装厂大门的时候，工厂已经下班了，厂门前静悄悄的。
好长一段时间以来，运动初期大字报铺天盖地的情形早已不复存在了，现在工厂大门外贴得最多的是从各种渠道得来的两派组织印发的花花绿绿的传单，偶尔有人写张大字报贴在那里，也引不起人们太多的注意，这时，只有传达室旁边的宣传橱窗前，仍有两个人在看贴在阅报栏里的《陵江日报》。
我突然想起文峰说争取让我的文章今天上报的事，便有意无意地凑了过去，谁知漫不经心地一扫，就在报纸的头版上，《正确贯彻中央意见，促进革命的大联合》几个黑体大字赫然跳入我的眼帘。我有点不相信自己的眼睛，又往前凑了凑，这次不仅看清了标题，连作者名字也都看见了。
在我前面的那个人不高兴地晃了晃肩膀，我赶紧退了回来，走到传达室，看到正在值班的葛利江的父亲，便说：“葛伯，把你橱窗里的那张报纸给我行吗？”
他正在清理当天没人领取的信件，听见我的声音后，抬起头来，取下老花眼镜，看清是我后说：“今天晚上还有人要看的。”
“等没人看了再收起来给我，行吗？”
等他答应了，我才迈着轻盈的步子往家走去。
回到家里，一家人都在等着我吃饭。我心里“咔噔”一下，担心着会挨父亲的骂了。谁知他刚要开口，却又将还没出口的话咽了回去，皱起眉头盯着我说：“我怎么看你脸色有些不对？”
我这才想起来，一天忙碌下来，忘记吃药了，于是说：“可能有点感冒，我已经在学校拿药了”。于是，从兜里掏出药瓶来，将就着饭桌上的菜汤，赶紧吃下了两片银翘伤风感冒片。
第二天早上，我一醒来就觉得浑身酸懒，勉强起得床来，感到有些头晕脑胀。吃过早饭后，我来到传达室找葛利江的父亲要那张报纸，没料到在那里值班的已是另外的一个人，他告诉我葛利江的父亲今天早上就下班回家了，交接班的时候没有说起有什么报纸要留给什么人。这时，广播里正播送着《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歌曲，上班的人群脚步匆匆地涌进了工厂，那个陈列每天报纸的橱窗里却是空空的了。
我失望地回到家里，昏昏沉沉地半躺在床上，把那篇文章的内容在心里过了一遍，突然想把这个消息告诉杨南雁，眼前便浮现出她看到报纸上的这篇文章时惊喜的样子，然而，我到哪里才能找到一张昨天的《陵江日报》呢？。
正在我纠结着的时候，葛利江推门走进屋来。
“我老爸让我给你送过来。”说着将手里拿着的那张《陵江日报》扔给了我。
我高兴了，一下子坐了起来，一边让他坐，一边抓起报纸，就头版上的我写的那篇文章读了起来，发现除了加了一个按语以外，整篇文章连标题到文字基本上没有什么改动。
“写得不错嘛。”葛利江说。
“也是大家启发的结果，首先是你从两派不同的标语上看出了双方对中央三点意见的不同解读，是各怀鬼胎也好，各取所需也好，都偏离了中央的精神。”
“那篇《骇人听闻的血腥暴行》的传单也是你写的吧。”
“是啊。”
“两这篇文章的观点可不一样。”
“换一个角度而已。”
“是立场吧。”
我急于想去找杨南雁，无意跟他纠缠，就撒了一个谎，说：“今天我有事要去学校，你跟我一起去一趟？”
“我不去学校，想到新华书店找本书。”
新华书店就在金鳞湾汽车站，去学校就要经过那里。我说要去学校，本意是想摆脱他，没想到竟不得不假戏真做，便无可奈何地将那张报纸折叠起来揣在衣兜里，然后和他一起向街上走去。
一路上，我给他讲了柳月让他把与“火炬”的篮球比赛再搞起来的事，让他去找谷易容联系一下，他答应了，说：“明天吧。”
来到化龙桥头的时候，正好工业大学冲锋号红卫兵团的宣传车缓缓驶过，装在车顶上的四个高音喇叭里正在播出：“全市工农兵革命同志们，红卫兵战友们，我们在这里向你们愤怒控诉金鳞湾‘主力军’中的坏头头，挑动不明真相的群众，阻挠革命群众拥护中央三点意见的游行队伍，制造化龙桥血案的反革命滔天罪行……”
我突然觉得这声音是那样的熟悉，想起这就是杨南雁的声音，我看看葛利江，他也在驻足聆听，四目相对的瞬间，我知道那肯定是她的声音了。那辆宣传车开过去了，我下意识地跑了几步，想追上去，葛利江伸手拉住了我。
“不用追，这辆宣传车每天都要开到小广场停留一段时间的。”
我这才放慢了脚步，和他一起向小广场走去。
这时的小广场正是一天最热闹的时候，百货商场、副食商店、联合诊所、饮食合作社以及通往蔬菜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