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握手，请我们到屋里坐下。
“小神经”也认出我来，说：“哦，是小林子呀。听说你们学校打架了？”
我莫名其妙，说：“没有啊。”
她从桌子下面摸出一张红色的纸片来说：“你看，这是昨天我们这里有人在街上，碰到你们学校的一伙人给的。”
我看了看，是火炬战斗团印的一张传单，标题是《金鳞中学发生伪红卫兵挑起武斗的严重事件》，下面写着“就在全市人民欢欣鼓舞，热烈庆祝对保皇派的斗争取得伟大胜利的时刻，金鳞中学借尸还魂的伪独立师一小撮丧心病狂的暴徒，无视我方的最后通牒，肆无忌惮地挑起事端，对革命造反派大打出手，致使我火炬战斗团红卫兵十余人严重受伤。杀人偿命，欠债还钱，天经地义，血债一定要用血来偿还……”
我说：“这你也信？这都是他们贼喊捉贼，夸大其词的事儿。”
她大姐姐一样地对我说：“没有就好，你千万不要在外面去惹祸，让你爹娘老子担心。”然后对方正说：“我们先过去干起来。”说完几个人就到车间里去了。
坐下后，我们向方正讲了我们的打算，他很高兴，说：“我们一天到晚忙生产，只能通过报纸和传单了解外面的情况，早就盼望有这样一个高层次的报告会，把形势给我们说清楚，不然总是担心‘受不完的蒙蔽，站不完的队，作不完的检讨，请不完的罪’。”
他说的是保守派组织解散的时候，群众中流行的一首顺口溜，表达的是一种无辜而又无奈的情绪，弄得我和葛利江也不好意思起来。
也许是我们的尴尬又让方正想起了那天在体育场发生的事情，便又对葛利江说：“那天在体育场，多亏你们出手相助，要不然……”
葛利江说：“过去的事不提了，中学生红卫兵已经解散了，我们现在是金鳞中学红卫兵独立师。”
方正委婉地说：“我们现在也已是今非昔比，‘纠察队’变成‘主力军’了，不过，万变不离其宗，不论是为人还是为友，‘忠义’二字还是要讲的。”
葛利江问：“你们晚上来车间做什么呢？”
方正说：“我们接到一批军工产品加工计划，准备对设备重新进行调整。”
葛利江说：“设备调试为什么必须晚上进行呢？”
方正说：“这批产品对加工的精度要求特别高，就我们目前的设备，很难达到这样的水平，所以，我们必须从技术上进行革新。可是车间白天要进行生产，几十台设备开动起来，所产生的震动会严重干扰加工设备的运行，特别是空气压缩机和冲床一开起来，大地都在颤动，影响加工的精度，所以必须利用晚上的时间进行试验。”
葛利江对他讲的话产生了兴趣，说：“你带我去看一看行吗？”
方正带着葛利江到车间里去了。我有些无聊，便四处张望，看见这是一间工人们工间休息的屋子，墙角上支着一个白色的保温桶，旁边一张桌子上排着一溜搪瓷茶缸，围着中间的大桌子，散乱地摆着十来张用钢筋焊起来的椅子。墙上布置着“政治学习园地”、“技术革新园地”，张贴着工人们写的学习政治、学习技术的文章和保证完成任务的决心书。还有一个张贴栏，张贴着“加工任务单”、“进度计划表”、“废品统计表”、“考勤表”等各种表格。从开着的窗户，可以看见他们几个人正围着一台机床指指点点，听得见从那里传出来的机床转动时“嗡嗡”的声音。
好一阵，他们才回来，一路还热烈地讨论着什么。
我看时间不早了，就问方正：“如果形势报告会能够搞起来，你们预计去多少人参加报告会。”
他说：“如果是工作时间不好说，但是如果是星期天，请至少给我们六百人的名额。”
我和葛利江从车间出来的时候，球场上的比赛已经结束，只有一些球迷们仍意犹未尽地在蹦蹦跳跳。
经过厂门口的时候，我问葛利江：“找我有什么事儿，你还没讲呢。”
葛利江说：“昨天，有几个原先是学校篮球队的同学找到我，说是要跟我们进行一场篮球友谊比赛，你看可不可以答应他们。”
“‘我们’是指独立师吗？”
“当然。”
“那么他们代表谁呢？”
“火炬战斗团。”
“他们能代表‘火炬’吗？”
“他们说可以。”
我想了想说：“这可能不行吧，你以为上次发生冲突的事已经完结了吗？现在表面上是风平浪静了，但却远远不能说已经结束了，你没看见他们散发的传单吗，说是‘血债一定要用血来偿还’。你想想，双方那么多同学受了伤，撕裂的伤口还在流血，剧烈的疼痛还没有消退，谁能保证篮球场上无意识的你推我撞不会被上升为有意识的行为，成为新的引爆点，导致独立师和‘火炬’之间新的冲突呢？”
他想了想，很无奈地摇了摇头，叹了口气说：“你说的倒也是，但这一切都是为什么呢？”